四川羌族与以色列渊源：或是以色列遗失十个支派的后裔 |
四川“羌族”与以色列渊源
羌族少女
以色列男子在哭墙
在中国四川的岷江以西与西藏接壤与的山区，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聚居的地方，而羌族很可能也是这遗失的十个支派中的后裔。根据内地会西教士陶兰斯〔Thomas Torrace〕的考证，这些古老的以色列人在公元前若干百年，就来到了中国。陶兰斯第一次访问四川成都是1918年，开始与羌族有接触。到了1937年他将研究的心得，写成一本书，书名非常独特：《中国最早的传教士：古老的以色列人》。
这本书于1988年由其子、英国爱丁堡大学陶兰斯教授Dr. T.F.Torrance为之再版。深知过去半个世纪这本书引起若干争议，陶兰斯教授承认他的父亲书中一些断案有失误之处，然而对书中主要有关以色列渊源的立论则深信不疑。今日羌族分布在四川西北部茂汶、汶川、理县、黑水、松潘等县。人口约二十万。根据陶兰斯教授的了解：和他们极其类似的族群约有两百万人，散布在四川西南之西藏边境，东延至云南，更深展到缅甸及越南边区。
一
今日羌族的疆域峰峦重迭、河川纵横、以稀有动物和植物而闻名于世，是国宝熊猫和珍稀的金丝猴经常出没的地方。羌人所住的村庄，二十到五十户人家群居在一起，一个个都像山寨一样高耸在山顶上。他们的住屋多为石砌平顶庄房，呈方形，一般二、三层、高者五、六层，每层高约3公尺，各层间以树干刻制成的独木梯上下。有些楼间还修有过街楼（骑楼），平时以便邻居互相往来，到了战时，则楼楼相联形成巨型山寨；而这一个个「山寨」就点缀在居高临下、环山险要的地方。
除了石砌房之外，羌族建筑以碉楼、索桥、栈道和水利筑堰等最著名。具有约2000年历史且举世闻名的四川灌县都江堰工程，其中有一部分就当归功于他们的先祖。说到碉楼，则是羌人村寨的独有特点：羌语称碉楼为「邛笼」。今日有人称之为古碉，因为这类建筑已经废置不用，成为历史古迹。早在20000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说到他们「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碉楼多建于村寨住房附近，高度在10至30公尺之间，用以防卫、存粮和避难。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几种形式。有的高达十三、四层。建筑材料是石片和黄泥土。
石墙内侧与地面垂直，外侧由下而上向内稍倾斜。这些碉楼从远处望去活像工厂的烟囱。羌人中的巧匠建造这些碉楼时，居然不绘图、不吊线、不用柱架支撑，全仗他们的技术与经验。建筑稳固牢靠，历经几个世纪依然屹立不衰。
1988年在四川所发现保存完好的明代羌式建筑「永平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大约1916，陶兰斯教士到了岷江和沱江流域，见到羌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远在高山险要处、石砌平顶庄房楼楼相联所形成的村寨以及巍巍碉楼怎样点缀其间。远远望去，对于一个西方的游客，这些村寨好像是摆错了地方的工业城，一座座的碉楼好像烟囱林立一样。等到挨近村子，就有一种恐怖的压迫感，彷佛能感觉得到碉楼中不时监控的目光，以及随时可能飞来的横祸。陶教士引用了旧约申命记的话来形容当时他亲历其境的感想：「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的人。」〔申1:28〕
陶教士题醒我们，若将这些村寨的设计架构和考古学家所挖掘出土的以色列重镇伯示麦比较，可以说是非常相像。原来亚摩利人也有类似的碉楼。〔参阅Garrow Duncan着《挖出圣经历史Digging up Biblical History》卷一、126页1931〕对于这位献身四十年长期在四川布道的苏格兰人而言，平时耳濡目染的尽是黑头发、黄面孔的汉人，如今眼睛一亮的不只是彷佛置身在圣经中的城堡，更是看到在容貌举止上与众不同、来自土耳其一带的异乡客。
这些人既便是混血，也掩不住背后清晰的犹太人轮廓；就算是他们身穿羌服走在纽约的街上，一眼就会被人认出来。
二
不分男女老幼，羌人多半会唱歌。歌词多为4或7个音节一句，类似于汉文中的四言诗与七言诗。他们唱的有山歌、情歌、喜庆歌和丧歌等。陶教士特别注意到：羌人与巴勒斯坦人在歌曲中特殊变调上非常近似，听到其中一首歌曲就会想到另外一首。
羌人以农耕、畜牧和狩猎为业。牦田的时候，如同犹太人用两头牛并肩耕作，正如经上所记：「不可并用牛、驴耕地。」〔申22:10〕
在有些地区，羌族的妇女头带半月形的一串银圈作为装饰，这就好像巴勒斯坦的妇女头 带半月形的一串银币一样，也就是以赛亚所说的「月牙圈」〔3:18〕。秦汉年间羌人打水是妇人家的事，她们把水壶顶在头上，和犹太人的习俗一样。考古学家果然证实了这一点：从确认为秦汉年间的羌人坟墓中挖掘出的文物中，找到了两只水壶，各具有两个把子。这和同一时期的汉人的同类文物迥然不同，然而却与从确认为公元前八世纪的希伯仑坟墓中挖出十分相似的水壶，其底部凹曲，可供顶在头上。
羌族办结婚喜事有不少的规矩，诸如：新郎要陪新娘回娘家，而娘家要预备好「回门酒」，亲友要给新婚夫妇送礼，还要致词祝福。此外羌族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如果哥哥死时没有后裔，作弟弟的有义务娶嫂嫂为兄立后。这与旧约中的「为兄立后」之条例不谋而合。在上一个世纪初叶，只要法令许可羌人还在实行这个条例。这一点有1881年四川理番的禁令可以为证，全文刻在城外大路旁的大石碑上，直到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在。其实在《后汉书。西羌传》这一本的史书中就记载了这个习俗，认为这是羌族「国无鳏寡，种类繁炽」的原因。
论到羌族「种类繁炽」，他们有一个有趣的习惯，依其种类为自己起名：有牦牛羌、白马羌和参狼羌等等。事实上，这是圣经中闪族的古老习惯。在雅各布作歌预言十个支派的未来，他说到：「犹大是个小狮子—以萨迦是个强壮的驴—但必作道上的蛇—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创49:9-27〕。Langdon教授在其所著的《闪族神话Semitic Mythology》一书中题到，以动物取名是希伯来和阿拉伯人的习惯。前者仅限于被掳之前，多用于支派或城镇，而后者则各时期都是如此，诸如：旧约中的底波拉〔Deborah意即黄蜂〕和西伊伯〔Zeeb意即野狼〕便是阿拉伯人最常用的。
羌人还有一个独特而有趣的习俗：他们将一区的森林关闭五十年，然后在一特定庆典之后开放，这很自然使人想起以色列人的「禧年」。
今天四川西北部的羌族人是古代羌人中保留下来的一支。根据中国史书《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这一支羌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61年的先祖爰剑。秦厉公时爰剑为秦所擒拿、沦为奴隶。后来，竟然得以逃脱，辗转逃入三河间。这里的三河是指黄河、赐支河和湟河。黄河是指当时河关附近以东的黄河河段，而河关则在今日的甘肃临夏县；赐支河则是河关以西的河段，流入青海省，辗转回曲以至于河首。湟河即湟水，发源于青海湖东部，流入金城郡而汇于黄河。爰剑就集结了三河间原有羌人种落而自成酋豪。
在《西羌传》的结尾，总结了两汉以来爰剑后裔的发展，说到他的子孙竟有一百五十支，大概已由黄河、湟水之地，广泛分布于青康藏高原了。早在公元前三百十六年，由于氐族在蜀西的势力急剧膨涨，羌族被迫向西、向西北和向西南推进。向西北进的是参狼羌、散播到甘肃南部和陜西西南部，以甘肃的武都为大本营。向西进的是白马羌、分布在四川与西藏接壤的地区，以四川的汶江，即今日之番县为中心。向西南进的是牦牛羌、散居在四川西北隅之月氏区，以四川的邛都，即今日之西昌为首府。
综合起来，羌族的确有过十分辉煌的历史，其版图曾扩展到北至甘肃省南至云南。秦、汉之间，远至敦煌、祁连一带都有羌族居住，称为南山羌，散布在祁连山－阿尔金山区之青海、甘肃、新疆交界地带。由于秦汉不断西进，羌人不断西迁及南迁，于是渐渐遍布于青康藏高原，其中有发羌、宕昌羌、邓至羌、白兰羌等。根据《后汉书?西羌传》的统计，在东汉时、单是白马羌、大牂羌等的人口就最少在五十万以上。总之，羌人的足迹一度遍及新疆、甘肃、陜西、四川、云南及西藏，几乎是当今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先秦史及其它史料，羌人的疆域更是大的惊人：有史学家认为西周时代入主中原的周族原是羌族的一支〔翦伯赞着《先秦史》〕，不只如此，羌人据说也是藏族和缅甸之缅族的祖先。近年来更有许多日本学者，前往中国羌族区搜集资料，以图了解日本人与这些民族的关系。
今天四川岷江上游的羌人自称「尔玛」，是「土生土长的人」的意思，说明先世是当地古老居民。他们对于自己历史如此悠久的意识，有一部分当然是出自于口传于子、子再传于孙、如此代代相传的结果。根据二十世纪初叶，陶兰斯教士深入当地所作的调查报告，那一支的羌人自认为是他们的祖先在古时经过千山万水，从西方千里迢迢地，费时三年又三个月的旅程，最终辗转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中国之后，由于天长地久，他们早已忘记古时的语言，如今说的是汉语、藏语和羌语，一种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语言。他们的早期文献也已随着年代失传。向来羌人和汉人是比邻而居，汉人多半住在岷江和沱江的河谷，而羌人则向西退居两江流域的高山地带。羌人看汉人是拜偶像的，而汉人看羌人则是蛮子，彼此格格不入。虽说汉羌不两立，然而大家还是过着互不侵犯的生活。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乾隆皇帝的时候，才开始融合。也正因为如此，受到宗教和通婚等等的压力，羌人的大部分开始放弃他们原有的一神信仰。虽然如此，究竟悠久的历史与长期的闭塞，使羌族的精神文化中保留了不少古代的遗风。根据陶兰斯教士的研究，截至上一个世纪初叶，还是可能从羌人的习俗和若干尚存的信念中，找出他们的以色列传统。他们保有以色列特有的生活模式，凡两千两百年之久。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原是一位不知名先祖的后裔，而这位先祖生了十二个儿子，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坛的周围插满了十二幅旗子。中国有一句俗语说「痛则呼娘、穷则呼天」，羌人在急难的时候则会喊一声 「Yahwei」〔雅威〕，那正是以色列之神的名字「耶和华」。
大家公认羌人的民族性是正直、乐善好施、庄重、谨守、知恩和执着。他们有惧天并一神的观念，他们称神为「Abba Chee」，其意思即为「灵父」或「Mabee Chee」即「天上的灵」。这个称呼的背后说出，他们所以为的神是有位格的像父亲一样，但也是形而上的、天上的灵不像周围的物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Abba Chee」常在他们口中。无论逆顺或祸福，他们求告祂、敬畏祂、尊崇祂。虽然如此，由于汉化或藏化的结果，他们也跟着大家拜偶像，所以羌人的宗教给人的印象是多神的。约在前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位美国学者D39id Crockett Graham也到岷江考查。他对陶兰斯的见解大表异议，并指出羌民是多神信仰者，可以理解地这也是中国大陆官方的看法。
平心而论，七、八十年前陶兰斯所亲眼目睹的羌人宗教面，正是2700年前，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掳前夕的故事。当时，以色列人一面敬拜独一真神，但另一方面又拜偶像巴力等等。如果Graham和其它学者也到当时的首都撒玛利亚考查，恐怕他们的结论会是一样的偏颇，误以为以色列人是多神信仰者！事实上，以色列十个支派的这种「两面手法」，在他们近三千年的流落生涯中，一直没有改变过。这是来自周围同化压力底下的长期悲哀。不过失落的十个支派在这一点上也许会因祸得福，因为他们这种奇异的宗教混合体后来反而成了他们的注册商标，使人容易认出他们来。
羌人每年有三大节庆：新年、仲夏的平安节和初秋的感恩节。节庆的同时，要在山顶或山腰的高处举行一年一度的献祭大典。他们先是在高冈上找到一片小树林划别为圣，然后就在其中立起一座石祭坛。筑坛的规矩也如同出埃及记二十章25节所载，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大典的时候，一切的男丁必须全体参加，不得无故缺席，就好像以色列男丁每年三次上耶路撒冷过节一样。不同的是，以色列人在圣殿里献祭，而羌人则在高处献祭。其实，这「高处献祭」的行为又是延续了公元前七百年以色列十个支派被掳前夕的遗风。那时，「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王上14:23〕论到「高处」，以西结有更详细的描述：「﹍就是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结6:13〕
羌人献祭的赎罪观念与犹太人相同，每年必以羔羊为祭。有趣的是：羌族的「羌」字从羊、从人，可见羊在他们的历史和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的祖先是牧羊人，迁居四川以后，在农耕之余依旧放羊。他们吃羊肉、以羊皮制衣，不论男女老少，每人都有一件羊皮背心，俗称「皮褂褂」，可以一褂两用：晴天背心羊毛向内，雨天则向外防雨。每年高山大典的时候，以羊为祭牲，还跳古老的羊皮鼓舞。羊简直成了羌人生活的中心。事实上，「羔羊为祭」才真正的道出了他们宗教的精华所在。一般的宗教献祭的目的是感恩或安抚神明，羌人献祭却是为了赎罪。在大典的时候，石祭坛上摆了一块发亮的白石、一种白色石英石。其实，这白石只是象征性的，代表神的圣洁。根据陶兰斯教士深入的了解，他们并不拜那一块白石。既然他们称神为「Abba Chee」或「灵父」，相信祂是有位格的如同父亲一般，他们若真要拜它，何不将白石雕刻成特定的模样？这白石甚么形状都可以，但一定要白颜色的，可见是取其白！其中象征的意义大过于实质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可惜，外人单就羌人在房顶、窗台和田边摆放白石的行为，就立刻下了断案，说羌人拜的是白石神，信仰的是崇敬万物有灵的原始拜物教。当然，也许有不少的羌人果真如此，可是就这样一竿子打翻全船人的作法，则有欠公允。事实上，「白石」、「灵父」和「羔羊为祭」这三个观念是紧紧相联的。每逢献祭大典的前十天，由族长选定好祭牲，其身、其腿和其角必须是没有残缺的。礼拜的会众在三天前必须洁净自身和衣冠，三天内不沾姜葱、不吸烟。祭典的当天，要用一根新绳将羊羔迁到祭坛，然后封锁这只羊羔走过的路径，只许礼拜的会众通过。祭司在祭典中就位前，坛上摆好了一大块无酵饼和一壶酒。典礼从鸣枪开始，祭司致词之后，就将羔羊的绳子解开，然后和族长们按手在祭牲头上。接着是祭司代表会众向神祷告，其中的几句大意是这样：「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神哪，请悦纳我们的祭。」接下来羔羊被杀，血则流在盆子里；这时祭司用一根草，把羔羊的血洒在祭坛上。典礼至此大致宣告完毕。
任何一位熟悉旧约圣经的读者，在了解羌族祭典的始末之后，不禁会问，这岂不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和一年一度赎罪日的翻版么？事实上，在家祭中，有羌族的祭司在村民的住宅门框上洒血，用以保护全家。在1925年，陶兰斯教授那时才十二岁，跟着父亲陶教士登上海跋一万英尺的一座羌族村庄俄曰。一位祭司级的大老第一次见到陶教士，就将羌历中赎罪大日的种种，作了全盘的介绍。之后，陶教士就读利未记十六章给他听，这位老祭司竟然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他们失落已久的羌族圣经！说到祭司，他们的穿著上以及规矩上，都如同塞缪尔记上十五章二十七节、以及利未记廿一章七节及十三节所叙述的。祭司父传子、子传孙，犹如以色列的世袭制度。祭司手中的仗更是有趣，有蛇的形状盘桓而上〔见图〕，叫人想起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
三
综合来看羌族的宗教，他们对于神是绝对圣洁的意识，与以色列人是不谋而合的。圣经学者俄珥〔Orr〕教授说得好：「不管以色列的祭祀制度，和异邦的宗教在表面上有多么类似，事实上，两者在根基上是迥然不同的。没有任何一个异邦的宗教是建立在神是圣洁的意识上，而同时又受到一种意图挽救人类的设计所左右。这一种设计包括了怎样借着救赎之恩，来挽回并维持人类与神的交通，使敬拜者的良心得到真正的平安。这是利未体系的真正性质。在这祭祀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设计好了，要使礼拜的人感觉到罪怎样使人与圣洁的神隔绝，同时也提供了解决罪的方法，使人回到神的面前，寻获祂的欢心。」事实上，这里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很恰切地应用在羌族身上。因此在中国的定居犹太人至少有两个支派：「羌族」是属于北国十个支派中的一支，而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系属南国两支派的一支。
奇妙而有趣的是：在几年前华盛顿邮报有一段记载述及在一九四七年所发现的死海古卷，其卷内旁注一些非希伯来文字，后来才知道是中文。如此一来，中国人与死海古卷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据推断，有可能有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约在公元前二百年就已到中国，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朝圣时，也许曾在死海古卷附近停留或协助抄写圣经，因而留下一些中文字的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