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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03, 2023
坚持三十多年的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的烛光第一次被迫熄灭了。本来，我们并没有做这个节目的计划，但是，当烛光不能在一地点亮，我们这个号称“用圣经的观点，谈身边问题”的平台就不能不置一词，我们就有责任用我们的良知点亮哪怕是微弱的烛光。
临时邀请讲员已经来不及，作为这个平台的主持人，只好勉为其难来谈一点认识。好在洪予健牧师、张前进牧师、秋雨网络小组组长汪成忠弟兄看到了我的狼狈，今天也来帮我救场。
三位都是当年64的当事人，之后的坐监者，现在的主内同工，他们最有资格来点评，也感谢他们来主持、来点评。
今天我准备谈四点：
1、通过近代中国基督教三次教难来体会神的心意；
2、64运动修直了主的路；
3、大使命与大革命抢时间；
4、纪念64、走出64、超越64。
1、通过近代中国基督教三次教难来体会神的心意：
“六四运动”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应该忘却的日子。因为它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不同立场不同视角都有一个对六四的认识：执政党认定是“反革命暴乱”，民运人士认为是“民主运动”，历史学界、西方媒体说是“天安门事件”⋯⋯
但我认为34年了，我们不能够再停留在人云亦云；因为这些“人的看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六四看到神的心意。
《圣经》中，神的护佑有一个特征：祂总是在祂的子民经历万般逼迫苦难，走投无路时才出手相救，这就是所谓“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神对中华民族的护佑也是一样，祂希望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经历祂，信靠祂，而不是在歌舞升平中忘记祂，远离祂。
著名的传道人李天恩牧师说：“从圣经里看，从教会历史上圣徒的见证看，只有一个规律∶
“就是什么地方十字架沉重，什么地方祝福就特别显明，真是感谢赞美主”！
作为李天恩牧师上述观点的注脚，盘点我国历史，政教关系最好的时期，如唐代的景教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时期、明代的利玛窦时期、明末清初的耶稣会时期、清代的康熙早期、民国中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都是在“顺利”的表象下将福音运动多多少少带入一些歧途；反而在受到政权的巨大压力之后，基督教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明与基督教相遇，最显著的是教难与教会相随，在教难中建立教会，这或许正是神要我们走的十字架道路。我们通过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中国三次大的“教难”来分析：
第一次清末的“义和拳乱”，教难制造者主要是下层暴民（当然有国家领导人在背后利用操控）。
他们的思想资源是民族民粹式的排外“感情”，反的是外夷的“洋教”，采用的是野蛮的“杀身体”，在物质方面造成了大破坏（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大量教堂、学校和教会机构被毁）。
传教运动在其发源地也就是“母会国”也遭受世俗“世界”的攻击，受到影响的政府、商人和传媒大势责难和质疑传教运动，认为他们是引发中国暴力排外的肇事者。
这一时刻神伸手了——流血的惨剧和母国的责难反而促进了传教运动在中国的大发展——“到中国去”成为世界宣教的新潮流，以至于中国境内汇集了世界75%的宣教资源。
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等地，大量的原“拳民”也变身成了“教民”。
二十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基督徒由8万发展为36万，增长了4．5倍，教堂从300座增加为10000座，增长了33倍，差会总堂的数目也增长了l倍；教会学校人数也激增至24万人左右”（《中华归主》）。
第二次是民国早期的“非基运动”，教难制造者主要是知识阶级（当然有共产国际在背后操纵，虽然国民党、共产党两党高层都大量参与该运动，但彼时两党都并非执政党，所以我们仍然只把运动归于知识阶级）。
这些知识阶级的思想资源是人文主义的“科学”，反的是“宗教迷信”，采用的是假借文明的“乱思想”。
主张继承中国文化的国民党、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在反对基督教上形成统一战线，无可争辩地表露出它们的同质性。
虽然在舆论战线上非基运动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在基督教内还造成了“基督教儒教化”、“基督教佛教化”等异端，但反而促进了基督教内部产生了“本色运动”“独立运动”，“基督教在中国”蜕变成了“中国的基督教”，一批华人自主的宗派和教会也因此诞生。
我们用数字说话：
1907年第一次基督教全国大会召开时，传教士均为外国人，无一名中国人。
1913年与会代表150人中，中国代表占三分之一，1919年中国代表已占半数。
直到1924年中国教会中至少有24000个中国教会工作者。
传教士戴维德、乐灵生等人认为“我们宁愿使宗教受到批评，也不愿它被忽视”；因此说：“这场运动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让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对《圣经》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研究”。
这些现象表明保罗-巴拉巴宣教模式在中国的站立。
第三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自运动”，教难主要来源于执政党使用国家机器的碾压。
这一次的思想资源是共产主义式的“政治”，反的是“帝国主义别动队”的“反动派”，采用的是“杀身体”与“乱思想”相综合的升级版“灭教门”。
由于是执政党一手操控，又有“不信派”（王明道语）里应外合，其对基督教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上两次的总和，几乎物理消灭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所有地面表征。
但是，“三自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中国农村成百倍发展，在世界基督教发展历史上形成一种蔚为壮观的独特景象。
这三次大的“教难”中，从底层暴民到知识阶层再到国家政权，从“感情”到“科学”再到“政治”，从“洋教”到“迷信”到“反动派”，从“杀身体”到“乱思想”再到“灭教门”，层层加码，逐渐强化，彻底暴露出中国文化核心要件与基督教核心思想的绝不兼容。
这三次“教难”一次比一次升级,而基督教就在这一次比一次升级中扎下根基。通过对这三次教难的回顾，我们发现一个奥秘——基督教是一个与苦难、殉道联系在一起的宗教。
而当前，《宗教管理条例》和“基督教中国化”的双管齐下，应该是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华遭遇的第四次“教难”。
历史上最排教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一年之内曾发生了七十七次教案，而最近几年中的任何一年可以称得上“教案”的远远超过七十七次。
更糟糕的是抓捕牧师关押信徒取缔教会拆毁教堂都无法“立案”（或者不能以“宗教”名义立案），因此只能称为“教难”而不是“教案”（Open Doors“世界观察名单”（World Watch List，WWL）“哪里的教会被攻击或关闭最多”条目下，排名1的是中国：5576；因信仰原因逮捕、监禁或未经起诉而拘留了1147名基督徒）。
在行政法律打压和基督教中国化的双重压力下，我们高兴地看到，基督教家庭教会没有出现三自运动时那种受2/3的信徒追捧，没有出现当年那种“犹大”井喷并出；而且，89.64以后，一批希望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知识分子用“世界”的方法无路可走后归向基督，成为了城市新兴教会和海外華人教會的领袖。
北京守望教案、贵阳活石教案、成都秋雨教案，⋯⋯牧师长老传道以及骨干抓进去了，教堂查封了，但依然不能阻挡教会用其它的方法聚会崇拜，因为基督徒与主的关系不是人为可以破坏的。
而且，表面四散的会众凝聚成为了超越同事、超越同学、超越战友、甚至超越家庭的生命共同体。
前几天在我们平台上分享的深圳新五月花教会，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打破了国家、家族、地域和行业集体“润出去”的属灵团契，（見：https://youtu.be/MelR8LP-yKQ）
被“取缔”的秋雨圣约教会不但坚持了线下的崇拜，而且发展出网络小组，说明家庭教会不但发展了，而且成熟了，“教会”不再追求表面的“奋兴”，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生命“复兴”。
受到逼迫的教会认识到，只有在逼迫之中，才会知道谁是麦子、谁是稗子；谁是山羊、谁是绵羊。逼迫，很大程度上都是上帝要教导教会和洁净教会，也才会使我们真实的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历史一再证明，每一次大的苦难过后，就意味着大的复兴。我们的主耶稣早就说过：“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太10:28》）。
神保守自己的教会有祂自己的方式，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初代教会四面受敌，信徒东奔西跑，反而将福音远远的传开（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而只是犹太教）。
罗马帝国灭亡，作为罗马国教的基督教不但没有随之而去，反而成为了罗马占领者们的信仰。没有欧洲大陆上的“逼迫”，就不会有“五月花号”的逃难，也就不会有以基督信仰为国家意志的美利坚的诞生。
中国教会所遭受的三次“教难”，也是神有意对我们的磨练、激励和警醒，从这个角度来体会六四，体会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得到更多的启示？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大逼迫中，我们相信这正像当年耶路撒冷教会在繁荣之中忘记了自己的职责，神借提多率军倾覆了耶路撒冷来促使教会展开“大使命”；我们相信神容许逼迫临到教会之中，是要重新更新和洁净教会；我们还相信神加在我们身上的必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无论事态怎么发展，祂总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64运动修直了主的路。
历来，讨论六四都是从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其实，我们更应该从福音层面、神学层面来研究六四。
我们知道，主在交付我们“大使命”的同时，他也一定会预备好“大使命”的条件。就像初代教会福音广传，就是有了罗马大帝国的政治版图和罗马大道这样的硬件。
我们说到64“修直了主的路”，起码在两个方面可以说特别显著：
其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福音的主力，其二是福音运动从农村走进了城市，这两条是当代中国福音运动的转捩点。
先说其一，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福音的主力。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向健康方面发展和转型，必须要依靠其中的知识分子。可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充当抵挡基督的主力。
在新教传入之前，所有的“教案”要不由政府发动，要不由士绅挑起。
即使唐代景教、明代利玛窦有了许多知识分子追随，但对其中大多数个人来说并不构成“信仰”，对社会整体来说也没有形成“信仰群体”。
近代传教运动，内地会等“直接传教”方式的宗派最有成就，但其主要针对城市贫民、农村农民和边区少数民族，因此“忽略”了向知识分子传福音；
以“教育宣教”“知识宣教”和“文化宣教”的“社会福音派”针对知识分子，也造就了一批知识分子，但因为他们的信仰根基普遍扎得不深，导致风暴来临时这些知识分子站立不稳，如近代的“非基运动”，一大批受惠于基督教教育、文化事业知识分子反而成为反教的先锋；
“三自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教牧-信徒在政治压力下面也背离了信仰，其中不乏基督教的领袖人物。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识分子大规模归主，就是在1989.6.4后。
这批知识分子是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民主启蒙运动的主要推手，枪响之后，他们对政党、社会、文化甚至自己都普遍失望，在走投无路的“人的尽头”从各种路径归向基督，现在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牧者，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六四以后的这一部分人组成，如洪予健、张伯笠、刘同苏、张前进、燕鹏、远志民等。
我们以王怡牧师作为案例来分析。
王怡原是大学教师，亦是宪政学者。信主前就已经在“世界”风光无限：被《南方人物周刊》列入“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出席“國際筆會”第71屆年會并在閉幕式上演講；《瑞士周刊》对他進行了特別報導；他的博客“王怡的麥克風”獲得“記者無疆界特別獎”。
大概是神要用他做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杆，他属灵生命的精彩远远超过他的属世生命——他完完全全放弃这个给他带来过名声、地位、荣誉、生活来源的“世界”，只做神的“器皿”。
他任职的大学校长在他辞职时听说他出来办教会可能身无分文，苦口婆心劝他为了一家老小要留条后路，并主动保留他的教职，但王怡义无反顾地拒绝了校长的好意。
在这一点上他与前辈王明道、宋尚节一样，要“交托”就特别彻底——既然生命都交托给主，“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他在一次对神学生的证道中说：
“我要对你们说，蒙召来服侍主，就是蒙召来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耶稣呼召一个人时，就是呼召这个人去死。蒙召来服侍主，就是蒙召去死，而且死得其所”。
王怡不但是对学员们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不但是说出来的，而且是行出来的。
当代知识分子成为神学家或教会牧者爱犯三个方面的毛病：
一是追求“真理”而忽略“生命”，把信仰生活变成了智力游戏；
二是相反：追求“属灵”而抛弃“知识”尤其是“社会知识”，把信仰生活变成了“个人修行”；
三是因为“知识”“使命”而产生“属灵骄傲”，把信仰生活变成了世俗的权力。
而在王怡身上，这三种毛病都不存在，他把真理与生命、属灵与知识、教会与社会结合在了一起，彻底的脱胎换骨。
面对浙江拆十字架，他说：“主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祂命令凯撒把十字架从教堂顶端拆下去,就是命令他的儿女把十字架背起来。”
其二、福音运动从农村走进了城市。福音运动一直是在城市中进行，这是基督教的传统。
不久前回到天家的提摩太·凯勒，就认为《创世纪1:28》的“文化使命”可以理解为 “城市使命”。
基督教来到中国以后，有两个特色和两个禾场导致他们与传统有异。
这两个传统是“利玛窦方法”和“戴德生路线”。
“利玛窦方法”虽然在知识分子中传播，但他们主要的禾场是宫廷和官场，既没有挑战中国皇权“政统”的基本立场，也没有挑战儒家“道统”的核心观念，在“合儒”的模糊化中，福音成为了一种“文化”，真正的福音能够进入到中国社会的并不多。
基督教四度来华，三度铩羽，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得君行道”的传福音路线，“得君行道”可以“得君”就无法“行道”，因为独一真神与皇权崇拜是水火不容的。
另一个“戴德生路线”则完全相反，戴德生和他创立的中华内地会的“觉民行道”宣教，在农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福音，就果效来说，1840年，中国只有区区几百名新教徒，都聚集在口岸城市；到了1919年，中国1704个县中只有106个县没有新教的传教活动，可以说，基督教宣教运动对中国大地实现了90%的覆盖，这主要得益于内地会的“开荒”和内地会带动下宣教运动的方向转移。
但是“觉民行道”也有一个问题——屏蔽了城市和知识分子。“利玛窦方法”和“戴德生路线”在1949后的日子里暴露出了它们各自的缺点，“利玛窦方法”衍生出来的“三自”教会，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幌子下，已经堕落为专制的附庸；而“戴德生路线”形成了“农村地下教会”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两大中国特色的福音运动。
这两大特色虽然在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可以人数成百倍增长，但也因为文化素质差、牧人缺乏、神学混乱、治理水平低等原因，并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引领思潮和转型力量。
正是64运动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原有理想的幻灭皈依基督，继而成为牧者，创建了一种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要会众的城市新型教会，他们用“公开化”替代了“地下教会”，成为“替主作见证”的新形式；用“城市异象”作为中国的祝福，用多种媒体、多种手段广传福音，中国特色的福音运动才从“地下”步入“社会”。
这种新型教会有系统的治理模式，有正确的神学思想，有较强的文化影响，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突破了原有社会福音“得君行道”模式，第一次使神的教会正面挑战了中国文化的“政统”和“道统”，同时他们又克服了戴德生传统“不谈政治”的模式，第一次使中国基督教从一种个体性的私人信仰变身为国度性教会。
通过64运动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又真又活，祂用祂自己的方式护佑着中国教会的成长。
3、大使命与大革命抢时间：
毫无疑问的是，大使命与大专制在抢人民，这一点任何一位基督徒都清醒白醒。
因此，我们着重谈一谈另一个问题：大使命与大革命抢时间，对此的认识我们未必非常清晰。
在中国，执政党和民运人士都标榜自己是“革命党”。不管是执政党定义的革命与反革命，还是民运人士定义的革命与反革命，都是使用同一思路的“革命观”。
我们仍然通过六四运动来观察：
他们唱的是同一首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国际歌》；喊的是同一句口号——振兴中华，而没有考虑谁是“中华”；使用同一种方法——改革-革命，这样即使推翻了现有独裁也不会给中国带来转型正义和社会进步。
是否所有的社会转型都必须是由革命来推动呢？是否“旧制度”必须要由“大革命”来推翻呢？
这个时刻我们想起了历史学上一个著名的“哈爱理命题”：
法国历史学家哈爱理分析社会剧烈转轨的两个相反的典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充斥杀戮但迎来的却是拿破仑复辟帝制；另一个是“英国产业革命”静悄悄的没有流一滴血却完成了现代转型。
哈爱理的结论是：“毫无疑问，英国之所以能避免政治革命，是因为它经历了一场宗教革命”。
哈爱理所指的“宗教革命”其实与“革命”毫无关系，是约翰·卫斯理所领导的“福音派复兴运动”，他认为该运动充当了英国“宗教革命”的核心。
我相信，民运人士和执政党都会谴责我的这些“反革命言论”，是的，基督教天然就是反革命。
基督教终极的状态是灵魂革命而非社会革命，它的目标是“将人的心意夺回”。
耶稣既反对法利赛人也不赞成奋锐党的革命，这就形成了基督教不排斥革命但不借助革命的基本立场，因为革命与福音的目标不同：
革命的目标是换政府的人，福音的目标却是换人民的心；革命是为政治而革命，基督教是为福音而政治；革命要建造地上国，福音要建造神的国；革命是为了自己作王，福音是为了基督作王；革命由利益驱使，公义和爱却是福音的动力。
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曾经一而再地换统治集团，换发展模式，换社会制度，但换了多少“汤”都没有换去专制的“药”，换了多少偶像都没有迎来真神，64运动的失败提醒我们不得不面临换血——文化的核心——信仰！
中国文化的基因失落使我们没有“文艺复兴”的可能，中国宗教的基因失落使我们没有“宗教改革”的机遇，我们只有一条路——老老实实传福音，让更多的同胞认识耶稣，归向耶和华神。
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以’天下’为己任”；现在，我们开始关注’天上’之事， 我们不再低头摸石头，我们抬头仰望神；我们不再用“血肉”去“铸新的长城”，我们要用福音去唤醒同胞们“沉睡的心灵”！我们仿佛听到神在天上殷切的呼唤：
“你們這背道的兒女啊，回來吧！我要醫治你們背道的病。”（《耶3:22》）
换句话说，大使命是战胜大专制，同时也是战胜大革命的唯一武器。
社会学有一个理论：人口的结构中有5%的好人与5%的坏蛋，他们中谁的声音足够大，剩下的90%就跟他们走。
因此，5%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种力量达到5%则有可能影响甚至引导整个社会。
当年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是在达到5%时，基督教翻转了罗马帝国。
现在的情况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基督徒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接近于5%。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约5%的中国人丧失生命，使约5%的中国人脱离正常的发展轨迹，5%的“坏蛋”通过洗脑使95%的中国人成为浑浑噩噩的“巨婴”，我们的昨天因此而极其惨烈；
当下，约占中国人口5%的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约占中国人口5%的中国人加入那个庞大的政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约占中国人口5%的留守儿童丧失学习机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17年9月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5年中国留守儿童 6877 万人），约占5%的失业青年生活都成了问题，我们的明天因此而充满艰辛。
我们所占比例接近于5%的基督徒就是要用大使命来避免上述几个5%的发生，以此来“合神心意”，在神的看顾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的这一看法可能会被批评为“民族主义”，不符合福音运动是“普世运动”的大潮，也不符合主耶稣“传到地极”的命令。
但是，基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硬土，基于中国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待牧养羊群，基于中国的皇帝文化是基督教上帝文化最大的敌人，基于我们在爱神爱人的前提下也爱我们的国，我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福音运动中要倡导民族性的“守望人”精神——无论我们身处世界何方，我们都要成为神派到中华民族中的“守望人”。
这不是“退回”到《旧约》年代，而是“回归”到《圣经》精神。我们渴望神兴起中国的约翰•卫斯理，兴起这一时代的“大复兴运动”，用“大使命”来战胜绵延了数千年又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大专制和大革命！
从宣教的角度看，我们的福音事工在面临许多新拦阻、新问题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环境、新机遇。
·数千年一遇的信仰真空，产生了最渴望信仰的最大人群。我们仿佛穿越来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又仿佛来到“专用天下适己”的秦皇时代和“外儒内法”的汉武时代，这三个时代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盛极而衰。
当下，“盛极而衰”先从经济上表现出来，再从文化、吏治、外交、金融、教育、宗教管制等方方面面表现出来，国家统治者忙于“维稳”与“颂圣”，他们的关注点甚至不是“长治久安”而是“头痛医头”，执政党正在“丧失为全社会提供精神信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身份”（刘澎语）。
执政党提不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没有自己的信仰目标，只好做白日梦，拿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不着边际又无关痛痒的“八荣八耻”、“雷锋精神”、“中国梦”忽悠中国人民；同时拿“中国模式”、“一带一路”、“世界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忽悠各国人民。
在一个国家急需核心价值而核心价值又缺位的情况下，在一个普遍人心干渴希望喝到“活水”的情况下，基督教的核心价值可以快速地传播开来温暖人心。
哪怕现在传福音意味着争战，可能招来“煽颠”之罪，基督教会将一如既往地担当历史曾经赋予的职责——“神话语的传播者”。
·数百年一遇的社会转型，甩给教会大量“难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革命交迭，传统行业消失-新技术暴临交替，未富先老-传统家庭消失交织，由此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很大一部分人将被离心力甩出社会沦为“难民”。
比如“城市化运动”使农村处于凋敝，20年后将有75%的人口会集中在城市。
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他们天然成为“低端人口”，他们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到后工业社会，他们的生存技能、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将重新被塑造。
加之中国经济将长时期的L型走势，疫情将数千万个家庭抛进水深火热，这个时候正如刘同苏牧师所说：
“中国人已经失去社会、法律对生存的庇护，失去了宗教对精神的庇护，在这样一个空缺的时代，基督的庇护来临了”，基督教会将如同罗马帝国崩溃时一样，以自身的社会良心和建构能力，一如既往地担当历史曾经赋予的职责——“难民收容所”。
·历史上最大一次生活方式改变，大量中国人将失去生活方向。从来，中国人的生活都是建立在对“国”和“家”的依靠上的。
而现在，“中国模式”是建立在榨取人民基础上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工作的工人，失去祖屋的市民，失去财产的“中产”，他们没有得到有力的国家保障：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阶层上不去、体制进不去、外国出不去，对于民来说，“国”已经失去意义。
“家”曾经是中国人最温馨的港湾，是中国社会最坚实的基础，但在现实面前“家”异化了：
老无所依、幼失教育、分崩离析、无性婚姻、同床异梦、丁克家庭，⋯⋯中国人啊，无“国”可爱，无“家”可归，这正是中国人爱上“天国”、回到“天家”的最好时机，基督教会将一如既往地担当历史曾经赋予的使命——“‘天国’文明倡导者”。
·历史上最大一次全球化运动，将需要一个普世意义的观念系统。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趋向愈演愈烈。
先是科技界率先进入了全球化，紧随其后的文化、金融、体育以及衣食住行为主的社会生活也在大踏步进入中，全球化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
全球化本身并无“价值”趋向，它可以造成全球的世俗化（巴别塔事件是人类第一次全球化），也可以造成全球的福音化（福音运动是近代大规模的全球化，新天新地是人类最后的全球化）。
而福音，就是人类最长久、最广泛的全球化、普世化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表达符号。
在人类社会转型的每一个关键时期，福音都作为这套价值体系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罗马帝国使得罗马福音化，地理发现使得美国福音化，殖民主义使得非洲福音化，商品流动使得世界福音化⋯⋯而在眼下信息化智能化搞得人类兴奋不已又神魂颠倒的关键时刻，我们重拾华夏先祖遗留下来的那些民族的、人为的、过去式的、返本不可能开新的文明去鼓吹中国自古就是“神州”，已经不是“抱残守缺”的发展思路问题，而是“罪加一等”的神学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像罗马帝国时代帝国大道成为传福音的工具那样，建立“云端教会”，神已经在云上开路，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信息化工具传福音？
基督教会将一如既往地担当历史曾经赋予的职责——“历史方向的引导人”。
王怡牧师有一句名言：“流别人血的是革命，流自己血的是福音”。
这就是针对中国的革命模式来说的。
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打倒皇帝做皇帝”。
“打倒皇帝做皇帝”的“专制——革命——专制”循环，几千年来一以贯之，近代以来更是“不断革命”，在这种封闭文化的引导下，如果没有能够引发“基因突变”的“基因植入”，没有“流自己血的福音”，中国永无走出历史循环的出头之日！
4、纪念64，走出64，超越64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64，前两天我在洪予健牧师起草的《六四惨案34周年公祷文》上签下名字，因为我认同其中的判断：
六四作为一个政府的罪恶标记，遇难者一天不得昭雪平反、难属和民众一天不得公开悼念，这国的“慌诈和强暴”就不得清算，国民就永无安宁。
我也认同王怡牧师起草、大群中国基督徒签名的《华人基督徒关于六四20周年的宣告》，只要一天64没有平反，其中提出的4项诉求就永不过时，这4项诉求是：
1. 面对历史，公布真相；
2. 认罪纠错，追查元凶；
3. 记念六四血案的受难者，赔偿、抚恤受难者家属；
4. 给予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的人士自由归国的权利。
我们纪念64，是为了走出64，是为了超越64。
《圣经》说：“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10：12》）
“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林后5：19》）
五四失败了，六四也失败了，因为这两个运动都是基于人的正义，只要是人的正义就不可能解决仇恨与爱的问题。
而仇恨，正是中国文化的死结，冤冤相报何时了？是抱恨终身？还是此恨绵绵无绝期？耶稣给了我们医治这个不治之症的药方，那就是用爱来战胜仇恨。
这个药方告诉我们在以大抗命的姿态抗争来获取大使命的自由的同时，要爱邻舍甚至爱仇敌。
王怡牧师在被捕前写下的声明中有一句非常响亮的话，就是：
“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们对世界的大抗命”！怎样“抗命”？
他同时告诉肢体们：“在祂的主权恩典之下，基督赐给教会三样重型武器：温柔的反抗，主动的忍耐，和喜乐的不服从”。
从王明道到王志明再到王怡，正是中国三个时代的“守望人”，他们不惜以殉道、坐牢为代价，公开与政治权力不妥协、不对抗、不合作，“服刑而不服法，伏法而不認罪”（王怡语，他在被判刑9年后采取了与前辈袁相忱一样的态度：放弃上诉）。
虽然，王明道、王志明、王怡的政治见解可能不同，但并不是政治见解主导他们的“抗命”。
他们的“抗命”是出于《圣经》教导，都有一种“守望人”精神。
他们让人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抗命而抗命，而是为了顺服而抗命，如果地上的政府不顺服神，我们就要用抗命来表达对神的顺服。
借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的观念来表达，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层的顺服”—— “争战”才真正是最彻底的“顺服”。
因此，他们的抗命与其它各种团体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也不会去参加那些没有神国目标的政治斗争。
他们的“抗命”是受苦、是软弱、是舍命、是死亡，是耶利米式的，更是耶稣的十字架式的。
即使在这样的逼迫下，他们仍然面带微笑鼓励信众努力参与社会建设，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成为“中国的祝福”。因为他们知道：
在仇恨层面制造的问题，只能从更高的爱的层面才能解决。他们为中国宗教不依附政权回归正确道路指明了方向，为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这种由信仰和爱构成的“抗命”，形式上表现为“公民不服从”。
《正义论》作者罗尔斯认为，在一个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和平集会、抗议、结社与持异议的自由，尤其是选举权的国家，在一个基督教观念并没有成为社会主流观念的环境，“公民不服从”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可中国大陆基督徒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的抗争。
罗尔斯没有看明白的是，基督徒与他们不同，基督徒是一群内心有亮光的人，只有内心充满亮光才不畏惧周遭的黑暗，只有内心充满亮光才能够冲破周遭的黑暗。
因为我们有一个比罗尔斯“自由主义”更坚实的依靠，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有比罗尔斯追求的“自由”更高的精神境界，那就是“爱”。我们不再上井冈山，我们上的是加略山！
中国家庭教会在“爱”的拥抱下采取的“公民不服从”，就是“穿上全部军装”“打那美好的仗”。“这一仗”我们走出了中国的“革命”传统，走出了在“仇恨”的包围中产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走出了“专制——革命——专制”的中国式历史怪圈；也走出了中世纪的修院围墙，走出了梭罗式的个人反抗，走出了罗尔斯以主观“良知”为导向的“公民不服从”，第一次让中国有了方向，有了方法，有了盼望。
中国家庭教会在“爱”的拥抱下采取的“公民不服从”也是中国公民运动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中国公民运动至今为止唯一有成果的道路。
台湾长老会的“公民不服从”是华人教会的先驱，他们在全世界最先发布了《人权宣言》，呼吁民主，呼吁人权，推动228公义和平日，并且为此受苦，时任台湾长老会总干事的高俊明牧师因在“美丽岛”事件中协助施明德逃亡而被捕入狱，被判有期徒刑7年，他们以’焚而不毁’的精神见证着基督的主权。
为支持“反修例”，香港教牧界成立“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
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时，陈日君枢机主教与朱耀明、戴耀廷、陈建明等基督教领袖站在学生、市民前面，在警察、黑社会暴力，学生、市民血肉横飞之时，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报复，79天的占领，120万人的参与，没有破坏任何建筑物，没有焚烧任何物件。
七十几高龄的朱耀明牧师在法庭的《最后呈辞》非常动人，他说：
或许你们要说，我们的问题源自“公民抗命”，错了，我们的问题来自“公民从命”，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曲膝于强权、独裁者的政体之下，被卷进死伤百万计的战争；这种从命，让世上无数的人对贫困、饥饿、愚昧、战祸与残暴无动于衷；这种从命，让世上的监牢挤满小奸小恶的罪犯，大奸大恶者，成为国家的领袖。我，朱耀明、戴耀廷和陈建明现在于被告栏宣告：我们没有后悔，没有埋怨，没有愤怒，没有遗憾，没有放弃。
他的话“感动中国”，这就是保罗说到的那句既石破天惊，又平静如水的话：“在爱中建立自己”（《弗4:16》）。
保罗和大陆、台湾、香港的牧师们能够如此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知道：争战的不是他们，而是祂（《代下20：15》）。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这些观念也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如六四的主犯之一、“思想上已受割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题为《我没有敌人》的法庭最后陈述中说到：
“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著名基督徒，中国民主运动的发起人王炳章被当局诱捕判处无期徒刑并被长期单独关押，可是他却说：
“我不会记恨抓捕我的人，也不会记恨中国当局的这些领导。相反的，我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能够尽快地成为对人类和中国民主化作出贡献的人。我会饶恕所有的人！”
在“爱”的拥抱下采取的“公民不服从”也影响了一些非基督教群体，我们在“天安门母亲”发表的《天安门母亲的话》中读到了基督精神：
“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责任，希望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良知，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仇恨，来改变至今仍遗留在我们头脑里对生命及人的价值的漠视。我们相信，这种来自生命源头的爱是伟大的；她作为一种责任，将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更智慧，也将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从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与杀戮⋯⋯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今天，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仍然是那样的严峻，但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因为我们坚信正义、真实和爱的力量足以最终战胜强权、谎言和暴政”。
这些孩子被残酷杀害的母亲们，她们不要求报仇，不要求赔偿，只要求最基础的公义，她们还主动用爱去拥抱了杀害她们孩子的人，用爱去让“在上掌权者”回到仁爱、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
当下，我们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使用的方法仍然是“革命”（奋锐党）或“改革”（法利赛）。
我们这个国家“在上掌权柄的”认为可以担当“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认识神更不认识罪；当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即三自领导们还拜倒在政权下面，用凡火献祭，拜金牛犊，也没有任何认罪悔改的迹象；当代的奋锐党人——一些不认识神的民运人士被“仇恨”所包围，幻想用革命迎来民族的解放，并不认为自己也是认罪悔改的对象。
当下的中国，更像被神毁灭的所多玛、蛾摩拉，而没有尼尼微城那样“虔诚地认罪悔改”的征兆。
在这一关键时刻，作为这个时代和这个民族的“守望人”，教会最应该做的就是替代性的赎罪，因此，“走出64、超越64”更加基督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替代性赎罪”。
对于我们这个没有认罪、悔改传统的民族来说，我们不但要作为认罪悔改的表率，还要心甘情愿地替他们顶罪。“替”人悔改往往难以被人理解更难以被人忍受：
“革命”是人之常情——被人拿走的东西我要拿回来；“改革”也是人之常情——我认为错了我就改过来；但“替代性赎罪”不是人之常情——你抢了我的东西、杀了我的亲人、毁了我的生活，我没有犯错而是你犯错，凭什么我还要“替你赎罪”？
而且，“替代性赎罪”就是苦难、逼迫、委屈、自讨苦吃的代名词，也与亲朋不理解，社会不承认，国家不容忍相伴随。
“替代性赎罪”真的太难为人了，它不是人干的，是神干的；不是人之常情，是神之常情。
可我们的主耶稣偏偏又要我们效法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5：44—48》）。
保罗也这样劝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
只有住在基督的爱里面，才有可能“替代性赎罪”，也才有可能说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用我们最真心的祷告，显示“爱邻人”（《路10:30》）“爱敌人”（《太5：43》）真实地发自我们内心，显示我们“顺服神”而不是“顺服人”，显示我们身上带着十字架的印记。
是否能够真心为执政掌权者代祷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但只要我们明白，我们不是要用“革命”推翻执政掌权者，我们是要替执政掌权者代祷来改变中国。
让我们大家一起诵读《诗篇9：20》：耶和华阿，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我们可能处在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也可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在“老路”上已是穷途末路，不得不面临转型：向左转，我们有一个榜样——北韩，那是我们这个文化喂养出来的极权怪胎，是人文化的道路尽头，曾经的“平壤大复兴”在逼迫下只仅存蛛丝马迹，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愿走向这个尽头；
向右转，我们也有一个榜样——南韩，这个同样由中国文化喂养出来的国家，曾经的极权、贫困、愚昧比我们更甚，但短短的二十年，从认罪悔改开始进入福音化，福音化又带来民主化，民主化又带来现代化，在上帝的看顾下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
纪念六四，我们有两个方面的情绪需要克服，一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亢奋，二是“专制太强大我们无能为力”的失败。
我的同工王伟强牧师证道时提起一个自然界的奥秘：一些小小的帝王蝶，要迁徙4800公里，才可以回到它们的家园。
这个使命超越了它们的生命和能力，它们就在途中孵卵，让新出生的帝王蝶继续迁徙。如此经历三代，才可以回到它们的家园。
几代帝王蝶都不丧失同一的目标，以及它们超越生命的坚忍不拔，对人类来说至今都是个谜。
或许，神并不愿意让人去破解这个秘密，而是只想把它作为我们人类的榜样：——回到伊甸，回到神的怀抱，就是人类包括中华民族终极的目标。
而毛毛虫蝴蝶做得到的，我们人类怎么就不行呢？今天在座的张前进牧师，就是把六四的责任传达给他的女儿，这才是真正的“爱是永不止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