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上海之恩

上周有报道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将根据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及口述实录等历史资料进行整理，计划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以纪念二战期间在沪犹太人的避难史。馆方表示，目前已经征集到235件有价值的史料，包括犹太难民二战时期逃离欧洲时的手提箱、船票以及他们在上海生活期间的证件文书。此外，关于亲历者的大量影像资料也将收录其中。另外在摩西会馆（犹太难民纪念馆）对面，长阳路附近75年前原犹太难民集聚区内的“白马咖啡厅”也将重现。

到中国的犹太人大多都听说过古城开封和几个世纪前从中东移居那里的犹太人，但那已是悠久历史和遥远传说，而对犹太人有现实意义和更有亲切感的中国城市是上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收留几万欧洲犹太难民的历史。虽然大多中国人和大多上海人不太熟悉这段历史细节，但无数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对中国当时救命之恩念念不忘，感激不尽。（另一个中国的犹太城市是哈尔滨，我曾也写过）。

我14年6月份回国在上海开会也顺便参观了上海犹太旧址。这个旅游团的导游是一位定居上海多年的以色列人Dvir (旅行社网址），他是安迪的朋友。安迪家人来中国也都去上海参加了他的旅游团。我在上海时间短暂，本以为赶不上了。我到上海机场时Dvir太太正好去送他妈妈回以色列，就顺便接上我直奔位于虹口的霍山公园。

二战期间，在三九年四零年前后，几万犹太人为逃避纳粹迫害到上海避难。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他们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行动加以限制。这个隔离区就在现在的虹口区，西起现在的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而这些犹太难民当时得以到上海避难全是由于一个很了不起的中国人。他就是中华民国当时驻维也纳的外交官何凤山博士。在旅游团讲解过程中，Dvir 特别提到何凤山先生后去了美国定居，直到1997年在旧金山去世。何凤山的女儿曾多次到上海并参加了Dvir 的旅游路线，缅怀其先父。

当年无数欧洲犹太人面临纳粹迫害，而当时大多国家都拒绝给他们签发签证，而这些犹太人处于逃难中，很多没有身份证明更没钱，尽管那时欧洲犹太人在战争爆发前多为有产阶层和富有商业和科技等界的精英。当时，只有少数国家为他们发放旅行许可证件，这包括何凤山博士在维也纳，还有一名当时日本驻立陶宛的外交官杉原千亩。他们两人都是不顾自己外交部上司反对而签发的。何凤山为犹太难民签发的签证很多，数千份，拯救了那几千名绝望站在地狱边缘的人。该日本外交官签发的签证也有几千份，其目的不很清楚，但清楚的是那几千名犹太人，大多数是波兰犹太人，得以逃到了日本，之后辗转去了美国，获得了新生和永远的自由。

Dvir 讲到这，拿出了何凤山和日本外交官当年的照片给大家看。旅游团中一位中年女子，一位美国妈妈，对着她的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说，你们好好看看这个人，记住他，因为要不是他，这个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你们！原来美国女子的母亲就是当年获得这个日本外交官签发的签证而逃生，她当时来自波兰，到了日本后又后去美国定居。而没有得到签证的家人朋友，没有拿到那个生命的签证，都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丧生化为灰烬。几乎每个美国犹太家庭都有着类似的悲惨痛苦经历。我先生的父辈也来自欧洲，是当时奥地利的犹太人，二战之后亲戚中无人还生。我想他们当中没人幸运的拿到何凤山先生给的去中国的逃命签证。Dvir 解说中，还有位于上海东大名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展览中，都有很多类似上述美国女子的经历。当年被救的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大多在49年后去了美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最近十多年重返上海，故地重游，对何凤山先生的人道善举救命之恩，永世感恩。

旅游团还带我们去看了当时犹太难民居住的虹口弄堂和住处。现在那里的房子居住条件仍十分恶劣，房子有些外面有着脚手架支撑以防倒塌。十分狭窄昏暗的弄堂，看上去简陋、危险。外面凉着衣服，居民还在用马桶，没有卫生设施。可想而知七十多年前的情形。但对于那些得救的犹太难民，当时就是生命、是希望。虹口就成了当时的犹太“隔都”(ghetto). 虽然条件极为艰苦，但智慧勤劳的犹太人不久就在虹口建立起了自己的社区，开办学校，出版报纸，上演意第绪语言的戏剧。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上万。

此外，上海除了是二战期间欧洲犹太难民的避难地，在此之前，也有一些显赫的犹太商人在上海建业，最为著名的是传奇的英籍犹太人Sassoon 1920年代在外滩建的沙逊大厦(Sassoon House)，曾称华懋饭店，即现在和平饭店，上百年来上海的一个地标建筑。还有当时为Sassoon 旗下在上海的酒店工作的另一传奇人物Kadoorie (嘉道理)，也是来自中东的英籍犹太人，在上海跟随沙逊家族发迹，后在香港和上海经营豪华酒店香港的半岛酒店，今年半岛酒店又重返上海滩。

我想，不论什么民族，都应该知道感恩。中国人常说，滴水之恩以涌泉报答，应该牢记。犹太人过年过节也时常忆苦思甜。也许我们都应时常感恩，时常忆苦思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