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时代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从一七三九年起，开始露天布道。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在五十二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的每一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里。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曾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
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是撒母耳·卫斯理（Samuel Wesley）。撒母耳·卫斯理，于一六八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娶了苏撒拿安尼斯理（Susanna Annesley）为妻。撒母耳·卫斯理在牛津大学受过高深教育，他非但是牧师，在当时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作家。一六九七年，撒母耳·卫斯理被调派到英国林肯郡（Lincolnshire）的厄普卧（Epworth），在那地方任牧师。
厄普卧是阿斯霍姆岛（Isle of Axholme）上的一个村落，是由几条小河流的流沙堆积而成的沙洲，河水泛滥使得土地肥沃，另一方面又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由于没有排水系统，每年有半年时光，因河水泛滥，厄普卧被迫与外面世界隔绝。当地的居民生活贫困，目不识丁，儿童因营养不足，经常夭折，以致死亡率甚高。
撒母耳·卫斯理的第十五个孩子，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生于一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他之前的十四个兄姊，八个已经夭折，只剩下兄姊六人。这一点足于说明，撒母耳·卫斯理牧师薪水微薄，与一般厄普卧普通居民的贫困状况，并无太大分别。在约翰·卫斯理之后，撒母耳·卫斯理又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也不幸夭折。约翰·卫斯理能幸存下来，实在是神的恩典，有着神不可测透的美意。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Susanna Wesley）并不因家境贫困，而松懈了对儿女的教导。他悉心教养儿女，要求小孩子背诵主祷文和圣公会的祷告文（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要儿女们谨慎自己的言语，粗话不准出口。她除了督令儿女读书，还要他们每日读一章圣经。由于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任牧师，常需外出探望和布道，留下他母亲一人在家里。她经常召集家庭聚会，一家人一起读经祷告。仆人们把这些家庭聚会消息张扬出去，不少左邻右舍请求参加，家庭聚会的人数于是激增，有时多达二百人。后来有人向撒母耳·卫斯理投诉，认为苏撒拿·卫斯理是一姐妹，不适合带领聚会。苏撒拿·卫斯理辩称：”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是这大家庭的主妇。当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不得不负起各人灵性的责任，这是那位天地的主给我的托付。我不过尽力领人来聚会，以免孩子们到处流荡，羞辱主的名。我不在乎他人的指责和非议，只在乎让神得着荣耀。”概括一句，约翰·卫斯理从幼年开始，就在基督教的家庭中，受到了父母良好的属灵的训练。
一七○九年二月九日，撒母耳·卫斯理的住宅在午夜时突然失火。合家的人仓皇逃出，独有约翰·卫斯理无法从顶楼燃烧的楼梯爬下来。他当时才六岁，自己镇定地拉着一把椅子到窗口，他爬上椅子，大声喊救命，直到有人把他救出来。约翰·卫斯理被救出之后，顷刻间屋顶就塌下来。他父亲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大声喊道：”各位邻舍快来，让我们跪下感谢神，他恩待我们一家，使我八个孩子一个也不遭害。任凭房子烧毁吧！我心已满足了！”他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也打破矜持，翻开圣经找到经文（阿摩司书四章十一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二节），为这”火中抽出的一根柴”而感谢神，她恳切嘱咐约翰·卫斯理，说神这次救他必定有他的目的。这件事在约翰·卫斯理的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来为这次脱险画了一张图画。画着一所失火的房舍，下面写着一行字：”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撒迦利亚书三章二节）
一七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年已十岁的约翰·卫斯理被父母送入查特公立学校（Cherterhoure School）。这是一所男生的寄宿学校。保送他的是白金汉金爵（Duke of Buckingham）。说明他的父亲撒母耳·卫斯理担任牧师，收入微薄，家境贫困，在英国却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认识了不少当代的显要人物。当年正是查特公立学校建校的百年纪念，校长是老迈的贝勒博士（Dr. Thomas Burnet）。约翰·卫斯理入校读书后不久，贝勒博士就去世，接任的校长是华克博士（ThomasWalker）。
一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当约翰·卫斯理十七岁时，他离开查特公立学校，进入牛津大学最著名的学院–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就读。这时他已经在查特公立学校打好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使他有能力读得懂一些拉丁文的古典书籍。他最感兴趣的课程为逻辑学、古典文学，及诗词等。他阅读的范围广泛，尤其是约翰·本仁（Kohn Banyan）对福音的讲解，引起他的注意。
一七二五年，约翰·卫斯理被圣公会按立为执事。在同年九月二十六日，他在黎格教堂（Church of Leigh）第一次对公众讲道。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开始有渴望主的心，阅读了中世纪多马·肯培（Thomas a Kempis）的名著《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约翰·卫斯理认为，多马·肯培的修道士生活，过于严肃不苟和质朴，完全与现实世界脱节。《效法基督》的内容虽然感人，令人敬佩，却是无法效法的。他同时阅读劳威廉（William Law）的著作《奉献和圣洁生活的严肃召唤》（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and Holy Lufe）。劳威廉的书打动了他的心，他起始向往过一种圣洁的生活。
注〕劳威廉是英国一位神大用的仆人。一七一二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被封立为牧师，并被委任为学院院长。因为他拒绝宣誓效忠英王乔治，被剥夺他的职位，并被刊在英国圣公会的黑名单中，因此他被迫停止外面的工作，而进入默想和祷告的生活。他多年过着圣洁、独居的生活，使他对与神交通的本质和实行，有了独特的见解。
第二章 追求圣洁的生活
约翰·卫斯理担任圣公会执事之后，就向双亲坦承，他的真正愿望是担任牧师。他的父母都很高兴他有决心要以牧师职务终身事奉神，不过劝告他必须具有纯正的动机，不要以牧师的职业作为解决生计的出路。由于父母的劝勉督促，他立意要追求内在的圣洁，并且渴望藉着祷告，至终达到圣洁的目的。
一七二六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的院士。这项荣誉的任命，使得卫斯理一家大小为之高兴不已。
一七二七年二月十四日，约翰·卫斯理获得文学硕士的学位。在牛津大学里，他的辩才和演讲，获得多人的赞叹，使他赢得颇佳的声誉。在牛津大学，他同时是希腊文的讲师，又兼哲学和逻辑学。
一七二七年十一月，他回到厄普卧的老家。由于这时他父亲撒母耳·卫斯理除了任厄普卧（Epworth）教区牧师，又兼任鲁特（Wroot）教区牧师，他觉得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就担任鲁特教区的副牧师。鲁特的居民还不到三百人。在这以后的日子，他必须不时从牛津返回鲁特，任父亲的副牧师，为父亲多领取第二份薪俸补贴家用，尽牧养鲁特教区的责任。
一七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约翰·卫斯理在牛津正式被按立牧师。到了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林肯学院院长摩利博士（Dr. Morley）发信通知他，坚持他必须常驻学校。这时，他已分身乏术，只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从鲁特教区回到牛津大学，以充分的时间备课。
回到牛津后不久，约翰·卫斯理被选为圣洁会（Holy Club）的领袖。圣洁会是由他弟弟查理士·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与法兰西斯·戈尔（Francis Gore）和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所创立的。圣洁会会员后来被称为循道友（Methodists），他们因循规蹈矩的祷告、敬拜、济贫，和视察监狱犯人而得名。圣洁会的其他会员还有罗伯特·柯克汉（Rober Kirkham）、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和雅各·贺菲（James Hervey）。
约翰·卫斯理和另一圣洁会的威廉·摩根经常往监狱中视察被虐待的犯人，并且捐赠一些药品、书籍、日用品给囚犯；约翰·卫斯理参加了伦敦一个在监狱中作福音工作的基督教团体–传播基督教信息的团契（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在那个福音团契里，还有一位奥格托普上校（Colon James Oglethorpe）。
一七三二年七月，约翰·卫斯理前往帕特尼（Putney）去拜访劳威廉。劳威廉很欣赏约翰·卫斯理，很自然地就成为约翰·卫斯理的属灵顾问和导师。同年奥格托普以国会议员的身份，请求英国政府赐一块美洲殖民地，作为英国因负债而下狱者和德国一些被迫害的新教徒的居留地。
一七三四年奥格托普从这块美洲殖民地乔治亚（Georgia）回到伦敦，想找寻一位牧师到乔治亚。该牧师需要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传扬福音。是年约翰·卫斯理的父亲逝世，家庭成员各找出路，他的母亲苏撒拿认为这是事奉神的良好机会，她说道：”假如我有二十个儿女，我也愿意他们一个个都献身事奉神，即使今生不能再见他们一面，我也心甘情愿。”赞助约翰·卫斯理前往美洲的圣公会的传播福音会社（Anglican Socie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年俸五十英镑。他的弟弟查理士·卫斯理也担任了奥格托普上校的秘书。兄弟两人于一七三五年十月乘搭鲜敏号（Simmonds）前往美洲。同船的还有圣公会的另一成员便雅悯·殷涵（Benjamin Inghem）。
在鲜敏号的轮船上，卫斯理兄弟、便雅悯·殷涵，还有一位查理士迪·迪拉莫（Charles Delamotte）组成了鲜敏号轮船上循道友的圣洁会。四人在船上遵守严格的纪律生活，早上四至五时守晨更祷告，五至七时读圣经，八时再集合在一起祷告。
在船上，约翰·卫斯理有机会接触到从德国被迫害外出的摩拉维亚派的新教徒（Moravians），他们在船上的领袖是大卫·聂克文（David Nitschmann）。这些新教徒非但有坚定的信心和内心的喜乐，他们又表现了非常严肃谨慎的行为。他们的谦卑可以从他们替其他乘客的辛苦服事中表露出来。
鲜敏号轮船常遭遇暴风侵袭，海中巨浪翻腾，船客处境危殆，一七三六年一月十七日来了第一次大风浪，一月二十三日第二浪又来。一月二十五日当第三浪来临时，暴风雨撕裂了船上的巨帆，船身摇荡，摩拉维亚弟兄们在暴风雨中所表现的那种镇定的信心和平安，给约翰·卫斯理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七三六年二月十五日，鲜敏号轮船抵达美洲的撒万那河（Savannah River）口岸。在那里，约翰·卫斯理受到摩拉维亚传教士史宾真堡（Augu Spangenberg）的迎接。史宾真堡问约翰·卫斯理说：”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一同见证你是神的儿子？” 约翰·卫斯理听了这个问题，甚感惊愕，这个问题对他是生疏的，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史宾真堡察觉他的惊愕情形，又问他说：”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约翰·卫斯理稍微迟疑了一下，答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接着，史宾真堡又问：”诚然，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他已经拯救了你？” 约翰·卫斯理又呆住了，他回答说：”我希望他是为救赎我而死的。”史宾真堡最后问”你知道不知道自己？” 约翰·卫斯理应道：”我知道的。”以后约翰·卫斯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段对话，并加上评语：”恐怕当时我所说的都是空话吧！”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对救恩还没有清楚的认识，他知道他缺乏内在的真正平安。
一七三六年五月，约翰·卫斯理加入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支派守望屋派（Herrnhuters），这支派在史宾真堡离开后，由约翰·托尔齐格（Johan Toltschig）负责带领。
第三章 在美洲的挫折
撒万那（Savanah）是新殖民地乔治亚的首府，居民只有五百多人。那里权且以审判厅作为教堂。一七三六年三月七日，约翰·卫斯理在撒万那首次讲道，差不多有一百人前来聆听。
虽然奥格托普的原意是要他传福音给印第安人，但是即将离任的原牧师撒母耳·徐施（Samuel Quincy）叮嘱他不要去触怒印第安人，只讲道给英国来的移民，为的是维护殖民者的既得利益。约翰·卫斯理对这种漠视原居民灵魂的殖民地心态惊骇不已。
约翰·卫斯理于一七三六年三月十三日，遇见了美丽动人的少女苏菲·赫琪（Sohy Hopkey）。她是撒万那首席地方法官柯士顿（Thomas Causton）的夫人的侄女。当约翰·卫斯理给苏菲·赫琪诵读属灵的书籍时，她既安静又全神贯注；当他教导她法文时，她学得很快。一个未婚的牧师，若对心仪的异性有所倾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谨言慎行的约翰·卫斯理觉得，他仍应该对苏菲应有更进一步的和深入的认识。感情的困扰并不影响他仍然过着严肃圣洁的生活。他每天凌晨四时起床，先和查理士·迪拉莫守晨更祷告，接着他又和一些摩拉维亚信徒唱诗赞美，然后他再带领教会的早晨祷告聚会。他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能以英语对英国移民讲道，以法语对法国移民讲道，以德语对德国人讲道，甚至能以刚学到的西班牙语，对从西班牙来的犹太人传讲福音。约翰·卫斯理每天就是这样勤劳地从早晨工作到晚上十时，方才就寝。
约翰·卫斯理继续和苏菲·赫琪频密地往来，但是他的想法太多，一直不敢向苏菲·赫琪求婚。由于约翰·卫斯理把婚事拖得太久，引起苏菲·赫琪的反感和怨气。在苏菲·赫琪的心中，这不啻耽误了她的青春。结果，苏菲·赫琪突然嫁给威廉·威廉逊（Willian Williamson）。结婚的日期是一七三七年三月十三日–她和约翰·卫斯理邂逅一周年的纪念日。
问题发生了。约翰·卫斯理执着地要坚守圣公会的条规，拒绝让新婚的苏菲领圣餐。理由是苏菲不应该在结婚公告（The Banns）发表之前就结了婚。约翰·卫斯理拒绝苏菲领受圣餐一事激怒她的叔叔–首席法官柯士顿（Thomas Causton）。柯士顿认为这不啻约翰·卫斯理的报复，就搜集了许多约翰·卫斯理的生活琐事，作为约翰·卫斯理的罪状，然后交由大陪审团去判决。很明显地，柯士顿的用意是把问题扩大化，以便丑化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察觉到有人蓄意中伤他，觉得他在乔治亚已经无法立足，不能再从事任何工作，就于一七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深夜，从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的港口查理斯顿（Charleston），乘搭撒母耳号（Samuel）轮船，黯然回到英国。
第四章 在伦敦的日子
约翰·卫斯理回到伦敦之后，一七三八年二月七日，就遇到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传教士彼得·波勒（Peter Boehler），他是德国真纳大学（University of Jena）的毕业生，而彼得·波勒在真纳大学的教授，原来就是约翰·卫斯理在美国的乔治亚所结识的摩拉维亚教派的领袖史宾真堡。彼得·波勒所表达的福音信息，坚信一个人可以单凭信心得着救恩。彼得·波勒经常与约翰·卫斯理一起散步，讨论救恩的事。一七三八年五月一日，一个新会社（Society）在伦敦的费达巷（Fetter Lane）成立，这个会社由彼得·波勒发起，由雅各·肯顿（James Hutton）负责。彼得·波勒催促会社成立是根据《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七三八年五月四日，彼得·波勒受呼召前往美洲。
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约翰·卫斯理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人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他心里想，多么希望神的应许能够应验在我身上。
这天晚上，约翰·卫斯理到阿尔德门街（Aldersgate Street），参加摩拉维亚信徒的聚会，那时有一位弟兄威廉·荷兰（William Holland），正读着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Preface to Romans）。当威廉·荷兰讲到人藉着对基督的信，神在人心里所施行的那种改变，约翰·卫斯理心里觉得异样的温暖。就在这一晚，约翰·卫斯理突破了信心的障碍，他感觉到他实在已经信靠了基督，他已经得着了得救的确据。他知道主耶稣已经洗清了他一切的罪，且已拯救他脱离罪与死的律。聚会一完，他立刻前往弟弟查理士·卫斯理的住宅，那时他弟弟正逐渐从肋膜炎康复过来。约翰·卫斯理告诉弟弟说，他已因信耶稣基督清楚得救。在这快乐的时刻，卫斯理兄弟合唱一首弟弟查理士·卫斯理刚作成的赞美诗：
我流浪之灵始于何处？
如何热望天家一切？
由死和罪得赎之奴，
由永火抽出之柴，
我如何奋起得胜，
歌颂伟大救主？
往后数月，约翰·卫斯理继续参加一些小组的聚会，那些聚会主要的成员是摩拉维亚新教徒。在阿尔德门街和费达巷（Fetter Lane）聚会的负责弟兄是雅各·肯顿（James Hutton）是一间基督教书局”圣经与太阳”的主持人。这类性质的小组聚会逐渐发展为著称的”会社”（Societies）。这些会社初期实为圣公会的外围组织，会社本来无意取代圣公会，却带有循道友的特色。随着事情的变化，循道会终于从圣公会分出来，此是后话。
费达巷的聚会分成几个小组，每组五至十人不等，一星期聚会两次，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祈祷并互相认罪，每月则有一次爱筵，同时每月收集一次承诺了的奉献款。约翰·卫斯理既在摩拉维亚新教徒身上看到内在的信心和外在的敬虔，就立刻到德国去探访他们的总部。
一七八三年六月十三日，约翰·卫斯理在三位摩拉维亚信徒和四位英国弟兄的陪同下，前往德国。六月二十九日在马利恩邦（Marienborn）会见了辛生道夫（Zinzendorf Nicolaus Ludwig）。约翰·卫斯理身体不舒服，谈了一会儿，其余时间就躺着。在马利恩邦的那个聚会约有九十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七月六日，约翰·卫斯理与辛生道夫伯爵长时间地谈论了许多属灵的问题。接着约翰·卫斯理于八月一日前往守望村（Herrnhut）。在守望村，他深为莫拉维亚信徒的敬虔生活所感动，他看出他们真是过着弟兄相爱的圣洁生活。
守望村是莫拉维亚信徒的总部，距离德国东部城市德勒斯登（Dresden）三十里。那里有一所孤儿院，还有一座教堂，可容六七百人。约翰·卫斯理在守望村住了两个星期，他在日记中有此记载：”我愿意在此间快乐地度过一生！”在守望村那里，约翰·卫斯理听见两位弟兄作的见证，大受感动。一位弟兄叫格拉丁（Arvin Gradin），一位弟兄叫大卫（Christian David）。这两为弟兄见证自己完全脱离了罪的捆绑，如何被神的爱所充满。
他在德国时乃沉思一件事，如果莫拉维亚派的基督徒脱离了路德宗，建立了一个充满生命的基督教团体；带有循道友的思想色彩的、并在萌芽状态中的会社，大概不至于发展到脱离圣公会吧！
第五章 成为露天布道家
约翰·卫斯理从德国回来之后，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他在讲道中强调，要信靠基督，而不是倚靠自己的行为和功劳，才能使罪人蒙恩得救。那时英国属灵的光景十分低落，道德沦丧，只有一个信息能振兴英国，那就是赎罪的信息，藉着信靠基督的救赎而从圣灵重生。但是他的因信得救的信息却令那些恪守教会的规条和虚文的牧师不满，英国各教堂都关起大门，拒绝约翰·卫斯理在教堂讲道。
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怀特腓（Geofge Whitefield），这时候在英国的海港布里斯托（Bristol），正展开户外布道工作。怀特腓效法耶稣的榜样，在空旷之地传扬天国的福音。怀特腓由于有负担到美国布道，在布里斯托的户外布道工作必须找人接替，结果就正式邀请约翰·卫斯理到布里斯托。起初约翰·卫斯理不愿前往，后来和费达巷会社的弟兄们讨论，他们经过了抽签，便决定约翰·卫斯理应该接受怀特腓的邀请。
一七三九年四月二日下午四时，约翰·卫斯理站在布里斯托的一座小山丘上，向着三千人讲道，他引述《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约翰·卫斯理透过这篇信息，说出了他蒙召的要素。他知道身为圣公会的牧师，在露天布道，违反了圣公会的习俗和规条，然而他觉得神呼召了他，托付他一项重大的使命，即传扬福音给贫穷地区的庶民。
四月八日星期天，他在清晨七时，在京斯伍（Kingswood）煤矿区的汉拿山（Mount Hannam）对着一千五百人布道；当天下午，他来到另一个地方叫玫瑰园（Rose Green），向五千会众讲道。他不期然地想起，当年主耶稣也是在露天的山顶上，为门徒解释登山宝训的道理。
在布里斯托的八个月，约翰·卫斯理传扬了五百篇章信息，只有八篇是在教堂中宣讲的。大多数牧师都反对他，认为他破坏圣公会的传统，不准他在教堂中讲道。话说回来，即使教堂准许他入内讲道，又有哪一个教堂能容纳得下数千名会众。
在布里斯托期间，他把收到的奉献款项，在马市场（Horse Fair）买了一小块地皮，在那里兴建一所房子，来容纳那些日渐增加的新得救的信徒。
约翰·卫斯理在临离开布里斯托的那段日子，他的事奉更加带着圣灵的能力。有一个主日，他在汉拿山向六千人进行露天布道，接着在玫瑰园向八千会众传扬神的话语，然后回到马市场新建的房子里向几百个信徒讲道。新房子（NewRoom）开始被一般人称为循道会，而实事上却是世界上第一间循道宗的教堂。
第六章 与摩拉维亚弟兄会分手
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期间，他的弟弟查理士·卫斯理仍留在伦敦服事主。
那时候查理士·卫斯理也参加摩尔维亚教派，并参加在费达巷（Fetter Lane）的会社。在费达巷的会社中，主要负责人有雅各·肯顿（James Hutton）、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士·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期间，雅各·肯顿与查理士·卫斯理因一些宗教上的看法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一七三九年六月十一日，约翰·卫斯理接到伦敦来的紧急信件，要他尽速赶到费达巷那里去，说费达巷的弟兄们陷入极大的混乱状态中，需要他亲自去劝勉弟兄们。六月十三日，约翰·卫斯理赶回伦敦，费达巷弟兄们在约翰·卫斯理的劝勉下，解除了彼此之间的许多误会和敌意，恢复了仁爱的心。
由于约翰·卫斯理大部分时间在布里斯托，费达巷一些莫拉维亚的信徒于是向德国的亲辛生道伯爵求助。一七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摩尔德（Philip Henry Molther）在前往美国中抵达伦敦。摩尔德提倡的静止学说（doctrine of stillness）与约翰·卫斯理强调的恩典方法，互不相容。
摩尔德到了伦敦之后，费达巷的两位负责弟兄，约翰·丕雷（John Bray）和雅各·肯顿（James Hutton）就接受了摩尔德的教训。摩尔德认为，如果信徒心中仍然疑惑，他们就未真正得到得救的信仰，他们应该安静地等候基督。一七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上，约翰·卫斯理和摩尔德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谈话，双方看法不同，意见分歧，双方关系出现裂痕。
一七四○年七月二十日，约翰·卫斯理在费达巷的一次聚会中，很坦然地陈述了他和伦敦的莫拉维亚弟兄们某些看法上的分歧之处，谈到结尾，他呼吁那些和他看法一样的人，可以起来跟随他。当场就有二十人站到他这一边一起脱离了莫拉维亚教会，转而参加了由多马士·马斯费（Thomas Maxfield）所带领的聚会。聚会地点在伦敦的铸造厂（Foundry）。多马士·马斯费从未被圣公会正式按立为牧师，但是约翰·卫斯理打破圣公会的规条和传统，特别允许多马士·马斯费担任讲道和主持圣礼的职务。
第七章 工作的开展
一七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约翰·卫斯理正逗留在伦敦，有人邀请他到一个从前政府铸造炮弹的铸造厂（Foundry）的废墟上去布道。那天听道的人约有八千人。那时候，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讲道地点多数在芜田（Moorfields）–一个大众作为公园和消遣场所的地方。他觉得需要有一个聚会的场所。这铸造厂于一七一六年因火药爆炸，将屋顶毁掉，剩下一个荒芜的外墙。约翰·卫斯理以最低廉的价格–一百一十英镑，买下铸造厂的残址。他在残址上建成了一个可容纳一千七百人的大课堂。在课堂的楼上是寡妇收容所，不久他的母亲苏撒拿·卫斯理搬到收容所住；再不久，连他守寡的姊姊伊米丽（Emily）也搬过来。此外还有一间药房，和一间出售他的书籍和小册子的书店，和一所收容六十个儿童的免费学校。这座新建筑物于一七四○年成为伦敦循道会的总部，直到一七七八年约翰·卫斯理在城市路（City Road）兴建了新礼拜堂为止。
一七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约翰·卫斯理来到英国北方城市纽加塞耳（Newcastel）。当他到达纽加塞耳之后，触目所及的，都是一些未受教育、粗野凶暴的穷人及到处东卧西躺的酒徒。他大为震惊。
一七四二年五月三十日的主日早上七时，当纽加塞耳的大半居民还在酣睡中，约翰·卫斯理静悄悄地在该市最贫困和龌龊的沙门街（Sandgate Street）漫步着。当他走到街道最尽头的时候，他开始读《诗篇》第一百篇：”普天下的人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事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刚开始时有几个好奇的路人围观着，接着约翰·卫斯理引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五至六节的经文，起首向路人传扬福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围观的人很快地增加到几百人，紧接着便超过一千人。当约翰·卫斯理停止传福音时，会众全部张口结舌地凝视着他。他随即对一群人宣布：”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这个陌生人是谁，我不妨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叫约翰·卫斯理。今天下午五时，藉神的帮助，我希望准时到这里向你们讲道。”
听完约翰·卫斯理简短的讲话，听众都默然不语，脸带愁容。
那天下午，约翰·卫斯理回到沙门街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他平生见到最多的会众。漫山遍野都铺盖着人群，大概接近三万人。当约翰·卫斯理讲完道，他们蜂拥到他落榻的小旅馆，苦苦劝他再逗留一段较长的时间，最少也应该多住几天。这个城市多么渴望听到神的话语，可是约翰·卫斯理为了要前往别处讲道，到了翌晨三时便匆匆登上征途。
这样，约翰·卫斯理便展开了他的纽加塞尔的传道工作，纽加塞尔也就成为循道宗第三中心。后来，他于一七四二年十二月，在朝圣街口（Pilgri Street Gate），以七百英镑建造了孤儿大厦（Orphan House），一七四三年建成，大厦内设有教堂、学校、书店，独缺孤儿院。在纽加塞尔，人们看到约翰·卫斯理是那么重视穷人的灵魂和生活。
一七四二年六月五日，在他回到伦敦的路程中，他途径故乡厄普卧，并亲自于翌日探访安德烈堂（St. Andrew）的副牧师蓝利（John Romley）。他向蓝利表示，愿意聚会时在讲道上或朗诵读祷文上，提供帮助；但蓝利断然拒绝了他的协助。实事上，蓝利曾多次在讲道时，猛烈攻击约翰·卫斯理的宗教狂热。
约翰·卫斯理并不因蓝利的拒绝，就此罢休，在当日下午六时，他站在先父的墓碑上，面对着厄普卧空前盛大的群众聚会，大声读出《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讲完三天道后，他说：”我在我父亲的墓前讲道三天所结的果子，犹胜过我在他讲台讲道三年。”
他为了要到处旅行布道，就开始骑马。一七四二年他骑马到过布里斯托、威尔斯（Wales）、中部（Midlands），又在同年十一月回到纽加塞耳。他一生从未因天气恶劣而放弃坐骑。
一七四三年二月，他又回到中部、约克郡（Yorkshirs）。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他动身前往英国西南部的康瓦耳（Cornwall）。同年十月三日，约翰·卫斯理再次前往布里斯托。他以好几天的功夫从事审查和整肃会中的不良分子。在开除了好些人之后，还剩下会友七百多人，但是教会却纯净了。
差不多五十年之久，他不断地在布里斯托、伦敦、纽加塞耳这三大循道宗的重要据点作三角轮流巡回。先从伦敦出发，西往布里斯托，然后北上纽加塞耳，然后折返伦敦。约翰·卫斯理小心翼翼地、一丝不苟地将他的行程记录在私人日记内。后来约翰·卫斯理又把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入他的循环路线中。他后来出版了一本著名的《日记》（Journal），阐述了他一生事奉的细节和详情。
约翰·卫斯理经常一天讲道四五次，中间还要处理许多事务。他平时清晨四时起床，起床后的一小时作为他灵修的时间。一旦他出门骑马时，也常随身携带书籍朗读。他目光近视，双手捧书，几乎贴近眼睛，那种苦学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第八章 多次受到迫害
当循道宗盛行时，约翰·卫斯理的许多助手–平信徒传道人–既然未正式被封立为牧师，而又到处传道，就引起许多英国国教的牧师们的愤怒。
至于各地的恶霸豪强，也不喜欢循道会所宣传的道理，不赞成循道会所提倡的消除社会阶级的区别，不认同循道会所主张的人民一律平等。
当时又有人散布谣言，说卫斯理弟兄是法国雅各党的化身（Jacobitesindisguise），诬说他们弟兄支持流亡的查理王子（Charles Edwared Stuart）。那些人又说，一旦查理王子复辟，英国乔治王朝必将倾覆，英国国教必被推翻，而英国人民将被迫成为天主教徒了。为了澄清外界的误解，一七四四年春天，约翰·卫斯理主动写信给乔治二世，表白自己的心迹，说他作为基督徒，一直服从英国君王的管治。
英国国教的保守派牧师、地方上的恶霸豪强、英国的保皇派，都因着不同的动机，到处兴风作浪，煽风点火，竭力攻击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也就遇到许多危险，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七四一年七月二日，当他在伦敦的查理士广场（Charles Square）讲道时，所谓的绅士们雇佣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赶着一头野牛进入露天会场，用尽力气要把野牛赶进群众当中，但暴徒们的图谋终归徒然；不管暴徒们怎样卖力，这条野牛总在外面打圈子，一圈一圈地跑，最后突破了暴徒的包围，跑掉了。会众得以平静喜乐地赞美神。
一七四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长巷（Long Lane）讲道时，有人把大石头抛到屋顶的瓦片上。石头、碎瓦纷纷坠落到会众中间，聚会于是受到打岔。
约翰·卫斯理虽然受到重重阻挠，遇到许多骚扰和危害，他仍骑着马，仆仆风尘地驰往许多偏远的角落，有时他讲完道，疲乏到极点，却找不到栖身之处；他惟有睡在地板上，连保暖的被褥都没有。他所经历的苦难，实非笔墨所能罄书。许多地方的人民并不慷慨奉献，他往往没有食物充饥，只能摘下路边生长的黑莓糊口。但是靠着主的恩典，他却因着能够到处传扬天国的福音，心中充满喜乐。在他制定的循道会十二条基本条例，他是以救灵魂为最高的目标。约翰·卫斯理这样写着：”你们除救灵魂之外，不必作别的事。你们要用或被用在这工作上。你们的本分不在乎讲几次道，但你们要救越多灵魂越好，尽力引导罪人到悔改的地步，而且要尽力帮助他们达到圣洁，因为若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第九章 扩展工作范围
约翰·卫斯理在英格兰各地奔波布道之后，各地的循道教会陆续建立起来。这时候，他灵里有负担要扩大事奉的范围，于是下定决心，要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进发，把工作范围扩大到上述两个地方。
约翰·卫斯理差派一个同工多马·威廉（Thomas William）到都柏林（Dublin）作开荒的工作，在都柏林成立了爱尔兰第一个循道会。一七四七年八月九日，约翰·卫斯理亲临都柏林，在都柏林住了两星期，激励了爱尔兰的循道友。这时候的会友已经有两百八十位。
一七四八年三月，约翰·卫斯理到达都柏林，四月间就深入爱尔兰的中部平原，一直布道到深浓河（Piver Shannon）一带。在旅行中他虽然多次身体不适，却仍以抱病之身，坚持讲道下去。他的足迹遍及金勒格（Kinnegac）、启洛克（Killcock）、爱丁德利（Edenderry）、特拉摩（Tullamore）、格拉乌拉（Clara）和阿农（Athlone）。一七四八年五月十八日，即约翰·卫斯理离开爱尔兰中部平原那日，有一大群人把他围住。当大家唱完两三节圣诗后，男女老幼发出了惜别的哭声，是他毕生未曾听过的。
他从此频频前往爱尔兰，总共涉海四十二次，涉足爱尔兰各地前后长达六年。
约翰·卫斯理许多得力的同工，都是从爱尔兰来的。这些在爱尔兰得到约翰·卫斯理属灵帮助而献身的同工，后来受呼召前往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印度、澳洲等地，在各地建立了循道会的教堂。
一七五一年，约翰·卫斯理亲临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在那里主领了聚会。苏格兰的信徒，和长老会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是一块不易耕耘的土地，直到今日，循道会仍被局限在苏格兰南部一带，聚会的人数并不多。
约翰·卫斯理在威尔斯（Wales）的工作，一直无法展开，那里的人，受加尔文派（Calvinists）的影响，倾向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教导，也就形成了加尔文派循道会。约翰·卫斯理虽然生前到过威尔斯好几次，随从他的同工，却没有在威尔斯建立教会。直到一八八○年以后，即约翰·卫斯理逝世十年之后，才有约翰·卫斯理路线的循道会在威尔斯成立。
第十章 感情上的失意
到了十八世纪的中叶，循道宗的会友已经接近十万人。内中大半是女性。许多约翰·卫斯理带领的女同工。都是很忠心爱主的姊妹。因此，当代的评论家形容约翰·卫斯理是”十八世纪最显赫的一位女权运动倡导者”。他安排主内姊妹们参与教会的各项事工，甚至让她们有机会担任领导职位，这是当时圣公会无法做到的。
约翰·卫斯理在纽加塞尔建成了孤儿大厦之后，在那里一直缺少一个有管理经验的同工，而他又经常单身匹马到处布道，实在兼顾不来。
恰好这时葛丽丝·莫瑞（Grace Murray）的丈夫去世，回到纽加塞尔与母亲一起住。一七四五年就被任命为孤儿大厦的管家。葛丽丝·莫瑞美丽动人，温柔可爱，是纽加塞尔人，熟悉纽加塞尔的情况。
约翰·卫斯理身为循道宗的领袖，有无数的单身姊妹暗中倾慕他，内中也包括一些女同工。不过，由于他百事缠身，对于微妙的感情，反应略为迟钝，以致一直单身。
一七四五年十一月，当约翰·卫斯理重新巡视纽加塞尔的时候，对孤儿大厦被管理得井井有条，未免对葛丽丝·莫瑞工作能力大为赞赏，对她也就刮目相看。
约翰·卫斯理经过了几天的观察，发现葛丽丝·莫瑞在服事弟兄姊妹时任劳任怨，脸上一直露出喜乐。孤儿大厦的事务包括了主日崇拜、各项聚会、主日学、济贫工作、医疗服务等；而葛丽丝·莫瑞从容不乱地打理这些事务。有一天，约翰·卫斯理突然对葛丽丝·莫瑞说：”我现在了解到再没有任何人能独挡一面地胜任你现在这么繁重的工作。”
三年后，一七四八年五月，约翰·卫斯理在爱尔兰为主做工时，身体已经感到不舒服，八月初在纽加塞尔，他就完全病倒了。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病。当他坐起来时，他的头会痛得很厉害；但当他躺下时，他就要作呕。到了八月六日晚上，约翰·卫斯理突然发了高烧。这晚间，是葛丽丝·莫瑞细心地给他喂食，并炖清汤给他喝。她似乎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她以柔软的、清凉的手，探测他额头的温度，然后劝告他要有充分的睡眠，她以愉快的和肯定的口吻说：”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
翌日早晨，约翰·卫斯理真的完全康复了。他注意到原来是葛丽丝·莫瑞整夜守候他。她欣慰地说：”先生，你看来好多了。”这时候，约翰·卫斯理突然冒出一句话说：”如果我结婚的话，我想你就是我最适合的对象。”身为教会的领袖，约翰·卫斯理说这句话算不算求婚，何况整句话加上”如果”两个字。考虑到约翰·卫斯理平时谨慎自己的话语，既注意外在的圣洁，又注意内在的圣洁；而在所有循道宗的同工中，他的生活言行都是他们效法的榜样。这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是考虑婚姻问题的时候了。当时葛丽丝·莫瑞的答复很大方得体，她说：”先生，你高抬了我。”
想当年约翰·卫斯理在美洲的乔治亚州已经有过一次感情上的挫折，他曾爱上了苏菲·赫琪，却因犹豫不决，再三拖延，结果她从恋慕演变为怨恨，整件事以悲剧收场。
这次约翰·卫斯理看来是坚决的。过了几天，他又对葛丽丝·莫瑞说：”是的，我真的有意和你结婚。”这次她目瞪口呆了，她惊呼说：”这对我是太大的福分！”她勉强地抑制了自己，咽下一口气，然后说：”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期望–假如我能够说出我的期望。”她凝目注视着约翰·卫斯理，等待下文，等待他再说下去。但是约翰·卫斯理没有再说下去。在感情问题上，约翰·卫斯理有太多的顾虑，他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
到了有一天，悲剧再度出现了。约翰·卫斯理得到消息，他的同工约翰·宾勒（John Bennet）不日将与葛丽丝·莫瑞结婚。约翰·卫斯理听了这消息，就急急忙忙地找到了葛丽丝·莫瑞。他抱怨说：”我们不是讲好要结婚的吗？” 葛丽丝·莫瑞答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实际上我已经等待你很久了。”经过了长时间的倾谈，葛丽丝·莫瑞终于答应，愿意作约翰·卫斯理的未婚妻。
这件事一传出去，有许多循道会的同工就起来反对，原来约翰·卫斯理与葛丽丝·莫瑞的前一段关系根本没有人知道，一般人只知道葛丽丝·莫瑞是约翰·宾勒的未婚妻。有的同工认为，约翰·卫斯理是以教会领袖的身份，把一个忠心的同工的未婚妻夺过来。
我们不再细述这次情变的复杂过程。只知道葛丽丝·莫瑞和约翰·宾勒结完婚来拜访约翰·卫斯理时，他的心灵已经破碎了，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他几乎不愿意出来会晤这对新婚的同工。约翰·卫斯理虽然再度失去心爱的女子，神仍然爱他，并祝福他的工作。在爱尔兰，在英格兰，循道会的网络正式建立起来，所有循道宗的人也都一致敬爱他们的领袖。
一七五○年四月六日，约翰·卫斯理到过一趟爱尔兰，他虽然因着失恋，情绪低落，却看到爱尔兰的循道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令他安慰的是，在都柏林的聚会人数，已经超过四百人。
一七五○年九月八日，约翰·卫斯理从都柏林回到伦敦时，一抵家门，就遇到守候他的银行家贝勒威尔（Ebenezer Blackwell）和佩洛力（Vincent Perronet）。他们两人曾调解约翰·卫斯理和葛丽丝·莫瑞之间出现的复杂关系；也曾仲裁约翰·卫斯理和他弟弟差查理士·卫斯理因这件事引起的纠纷。查理士·卫斯理当时认为约翰·卫斯理应该以自我牺牲精神避免伤害另一同工约翰·宾勒的情绪，应该容许约翰·宾勒和葛丽丝·莫瑞结为夫妇。
贝勒威尔和佩洛力两人的来访，是为了抚慰约翰·卫斯理，特为他介绍一个富有的银行家的遗孀。她就是玛丽·花雪莉（Molly Vaveille）。玛丽·花雪莉年已四十岁，兼有四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是一个伦敦商人的遗孀，有一笔为数一万英镑的遗产。这次，约翰·卫斯理一反常态，匆促地向玛丽·花雪莉求婚。如今他不再征询弟弟查理士·卫斯理的看法，他认为他弟弟曾破坏了他和葛丽丝·莫瑞的婚事。
有一天，约翰·卫斯理突然在伦敦铸造厂的讯道会宣布他的婚讯，查理士·卫斯理听到消息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约翰·卫斯理一直对玛丽·花雪莉印象欠佳。
一七五一年二月八日，约翰·卫斯理仓促间娶了玛丽·卫斯理为妻。婚后，玛丽·卫斯理终于原形毕露。
她的性格是狠毒的、势力的、俗气的、狂傲的。她喋喋不休，气势汹汹，是一个难以容忍的泼妇。
当时，成千上万的爱主的姊妹暗中倾慕着约翰·卫斯理，她们渴望有福分成为约翰·卫斯理的贤内助，以便在属灵事工上辅助他；但是约翰·卫斯理的婚姻竟然又是一场悲剧。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项极其沉重的打击。
约翰·卫斯理在结婚之后，尽管千方百计地迁就玛丽·卫斯理，但是她却变本加厉，越来越邪恶和泼辣。她的性格多疑善嫉，不允许约翰·卫斯理和其他的女同工多交谈。他无论到那里去，都要向她报告行踪。这样对女同工要征询和请示约翰·卫斯理的意见，造成诸多不便，并使约翰·卫斯理感到十分尴尬。有一次他在爱尔兰的北部领一个聚会。讲完道，当约翰·卫斯理拖着疲乏的身体退回寝室时，竟然在寝室内受到玛丽·卫斯理的扭打。结果约翰·卫斯理躺在地上，因玛丽·卫斯理揪着他的头发在地上拖行，在她手里还握着一把连根拔起的头发。
到了一七七六年，玛丽·卫斯理竟然遗弃了约翰·卫斯理。多年来，她到处散布谣言，用尽一切办法，要中伤约翰·卫斯理。可是老年的约翰·卫斯理，像一座大山，屹立不动。他已成为当代一位声誉日隆的人物，他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英国人，更广泛地为人所认识。他的不愉快和不美满的婚姻，并没有影响到他对主的忠诚。
第十一章 循道会扩展到美洲
早在一七五八年，西印度群岛的安地瓜岛（Antigua）有一个下议院议员，叫拿但业·吉尔伯（Nathanael Gilbert），他带着两个女黑奴到英国。有一次约翰·卫斯理到拿但业·吉尔伯在英国的住宅讲道，主仆都信主得救；约翰·卫斯理并为两个女黑奴施洗。拿但业·吉尔伯回到安地瓜岛之后，就在当地继续传扬福音，在那里建立了循道会，并有教友二百多人。约翰·卫斯理一直关注着安地瓜岛的福音工作，经常写信给拿但业·吉尔伯，肯定他的事工，又在各方面指点他。拿但业·吉尔伯逝世后，该地的教会就由那两位女黑奴负责，直到一七七八年才有英国移民来的弟兄接棒。
在纽约的工作，最早是由一个爱尔兰青年人腓力·恩伯立（Philip Embury）开始的。腓力·恩伯立在爱尔兰听约翰·卫斯理讲道而归向基督。一七六○年腓力·恩伯立移民到纽约。后来腓力·恩伯立应巴巴拉·海克夫人（Mrs Barbara Heck）要求，开始讲道。后来人数不断增加，就租赁了一间房子作礼拜。不久来了一个军人，就是多马·威伯队长（Captain Thomas Webb）。多马·威伯也是一位很有恩赐的讲员。到了一七六八年，人数激增，他们决意兴建教堂，仍由腓力·恩伯立和多马·威伯轮流讲道。
一七六九年，约翰·卫斯理觉得英国的循道会应该支援在美洲的事工，就在八月间派遣两位宣教士–理查·波曼（Richard Boardman）和约瑟·皮尔穆（Joseph Pilmoor）到美洲。一七七一年，另一著名的传教士法兰西斯·亚斯贝立（Francis Asbury）也来到美洲。到了一七七二年，多马·赖恩（Thomas Rankin）作为约翰·卫斯理的美洲全权代表，抵达美洲。
不久，美国爆发革命，循道会的教友被人怀疑，认为他们倾向英国，认为他们反对美国独立运动。约翰·卫斯理本人也确实偏袒英国政府，出版了两本小册子–《税收并非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和《冷静地谈谈我们在美洲的殖民地》（A Calm Address to onr Americanlonies）。约翰·卫斯理这样公然地拥护英国的殖民地政策，突然使美洲的循道友受到一般人的猜忌。
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运动升级为武装斗争，约翰·卫斯理催促所有的循道会的传教士返回英国，那时惟有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一人不肯离开美洲，他不愿遗弃当时在美国的七千名循道会教友。在战争的危险时期，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一直照顾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时他甚至被人追逐，以至要到处躲避。后来战争降温，局势稍微平静，他就出来安抚、探望弟兄姊妹。因为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与美国的弟兄姊妹在患难中同甘共苦，具有殉道者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就赢得了美国循道宗上下的敬佩。
自从英国牧师临阵退缩，美国的循道会也就没有正式封立的牧师，教会的圣礼也就没有人可以主持。一七八○年，英国正式失去了美洲大片殖民地，美国正式脱离了英国的怀抱。许多教友主张由他们心目中的领袖法兰西斯·亚斯贝立来主持美国循道会。这时会友已经增加到一万五千人。但是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力劝他们切勿轻举妄动，要他们写信请示约翰·卫斯理。一定要尊重约翰·卫斯理的领导地位。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十分希望约翰·卫斯理能来到美国，视察美国的具体情况。这时候约翰·卫斯理已届八十一岁的高龄，实在力不从心，不善于行。
一七八四年九月一日，约翰·卫斯理在布里斯托的戴顿街（Deighon Street）六号，按立了两位传道人为执事，他们是查理·华库（Richard Whatcoat）和多马·瓦西（Thomas Vasey）。次日又提升他们，按立两人为长老，以便差遣他们到美国的循道会服事及主持圣礼。
另一方面，约翰·卫斯理又按立他多年的密友多马·科克（Thomas Coke）牧师为美洲循道会的监督。一七八四年九月十八日这三位新的牧师，从布里斯托乘帆船出发，并于十一月三日抵达纽约。到了圣诞节，美国循道宗在美国的巴的摩尔（Baltimore），举行了一次年会，将美国循道宗命名为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十二月二十五日，多马·科克按立法兰西斯·亚斯贝立为监督，但是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坚持要大会投票选出监督。结果大会正式选出多马·科克和法兰西斯·亚斯贝立同为美以美会的监督。
在美以美会的大会上，多马·科克展示了约翰·卫斯理有关建立循道宗的手谕。约翰·卫斯理结合美国的具体情况，把圣公会沿袭的第三十九条规例删除。三十九条要求教会必须效忠英国皇室。
在《宗教的条款》上，约翰·卫斯理删除了圣公会原有的条款中的十五条。至此美国的美以美会完全脱离了英国的圣公会。
一七八五年，约翰·卫斯理也相应地对苏格兰的循道宗做了必要的认识安排。他差遣三位可以信赖的传道人前往苏格兰。他们是约翰·宝森（John Pawson）、约翰·汗丕（John Hannby）和约瑟·戴德生（Joseph Taylor）。这项人事安排突出了循道宗逐渐与圣公会分道扬镳的离心倾向。
第十二章 杰出的文字工作者
约翰·卫斯理经常从一些贫民中，提拔他们为同工。有的甚至没有受过教育，单凭他们有一颗事奉主的心，及有圣灵所给的恩赐。这一切引起许多当代的宗教人士对他发起攻击。圣诗《万古磐石》的作者陶兰丁（Augustus Toplady）曾批评约翰·卫斯理贬低了牧师的神职地位，把神圣的工作托付给一群最下贱、最无学识的人–如机械工人、粗俗的士兵、底层的庶民。陶兰丁更说这些人夜郎自大，误认自己真正领受了神的话语。
就这样的，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群起撰写书籍和小册子来攻击他，也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中伤他。为着抵制这些不友善的书籍、报评，约翰·卫斯理也就撰写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来为真道辩护。有些书籍销量很好，必须再版。他几乎不放过任何的机会，一有空就落笔疾书。他著作的书籍和小册子累计起来有二百二十三种，很难想象一个马不停蹄、深入穷乡僻壤讲道的人，竟有空暇和精力来撰写这么多种的书。一般人都以为，约翰·卫斯理的著作范围，只限于宗教问题；实则不然，他著述了《英国史》、《罗马史》，还有一册伦理学。另有一本《疾病简易自然疗法》（An Easy and Natural Methodor Curing Most Diseases），这本书介绍七百二十五种药方，可治二百四十三种疾病，销行甚广。
约翰·卫斯理学问的渊博，实在令人敬佩。
他精通多种语文，编纂了西伯来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字典。他又在一七七七年，主编一份属灵刊物，即《亚美尼亚杂志》（The Arminlan Magazine）。此外，他还写了许多评论其他著作家的书籍。他的聪明智慧实在太卓越了。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每一天都抽出时间来，撰写日记。他的日记，记录了一天的活动，和一些当代人的交往情况，或记录一些读书感想。他的日记留下了他一生珍贵的生活动态。这些笔墨，发自他的内心，既真实可靠，又透视了他那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由于约翰·卫斯理是当代最有名望，最具代表性的人，他介入了当时英国的各个阶层，他的日记真实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确是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典籍。
约翰·卫斯理的书籍，主要是教导基督徒如何完美和圣洁。一七四二年，他出版了《循道宗信徒的性格》（The Character of a Methodist）；到了一七六五年，约翰·卫斯理写了《基督徒的完美的简易说明》（A Plain Account of Christian Perfection），他在此书进一步解释了关于基督徒完美的属灵意义。约翰·卫斯理说，要在恩典中成长、完美，直到永世。
第十三章 末了的日子
一七八三年，约翰·卫斯理已经年满八十岁，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至今已经活了八十岁了，感谢神，我的一生并不辛苦。我不觉得现在比起二十五岁时有更多的病痛。这应该归功于（一）神的能力使我能作他所呼召我作的工作；（二）我每年旅行了四五千英里的路程；（三）在白天或黑夜我都能随心所愿地安眠休息；（四）每日定时起床；（五）我恒久地讲道，特别是在清早的时光；（六）我爽朗坦诚的性情。我天性多愁善感，但因着神的恩典，我再也不需忧愁了。”
一七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约翰·卫斯理发表了《宣告书》（Deed o Declaration）。把他的领袖权力过渡给一百个宣教师组成的大会。宣告书的制定，说明约翰·卫斯理具有非凡的预见力和管理的才能。这时候英国已有三百五十九间循道会的教堂。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主日，约翰·卫斯理在伦敦的新闸监狱（New gate）对着四十七名死囚传福音。当死囚走过来听福音时，脚镣手铐撞击时发出的叮当声令人恐惧，但是他们一坐下来，则是一片寂静。约翰·卫斯理向死囚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天，主的能力明显地作工，大部分死囚的眼泪盈眶。几天之后，二十个死囚立即被行刑，其中五位得享平安离世。约翰·卫斯理这时已经八十二岁，却不遗余力地抢救失丧的灵魂。
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他八十六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上写着：”今年我已经到了八十六岁，现在我才知道自己是衰老了。我的视觉已经减弱，我的眼睛看不见很小的字，除非在强烈的光线底下。我的体力也衰残了，我走起路来要比前几年更加缓慢，对于人名、地名的记忆，都衰退了，常常需要停下来思索一番。”一七九○年元旦，他在日记里写着：”我现在真是一个老翁了。眼目昏花，手臂颤抖，嘴唇焦干。我几乎每天都有缠身不去的发烧。但是感谢神，我并没有松懈我的工作，我仍然继续讲道和著作。”同年夏天，他仍然周游各地讲道，最远还到过苏格兰。在苏格兰见过他的人都这样说：”他的精力几乎完全耗尽了，他连赞美诗和圣经都不能朗读了，然而他仍然头脑清楚地讲道和谈话。”他回到故乡厄普卧讲道时，那里是万人空巷，集结了前所未曾见过的人群。当他面向群众问安时，他用的与他同样高龄的使徒约翰的祝颂话语：”孩子们要彼此相爱。”
他参加了一七九○年八月在布里斯托举行的循道会年会，这是他生前最末了一次参加年会。这时循道会教徒的数目又有显著的增加。在英国有七万多人，美洲有四万三千人，散布世界各地也有五千多人。在那次年会上，有几位宣教师站起来询问约翰·卫斯理，他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他所创立的循道会长久延续下去。约翰·卫斯理答说：”要注意培植新生的一代。”那一年，当他在英国北方蒂斯河畔的斯托克顿（Stockton Upon Tees）讲完道之后，年已八十七岁的他，移动着缓慢的脚步刚走下讲台，就有一群孩子团团围住他。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跪下来，接着一个一个地跪下，于是他也跪下来为他们祷告，屋子外的孩子感受到屋子里的属灵的气氛，也陆续地返回房间跪下。当约翰·卫斯理祷告的时候，圣灵的火燃起，烧遍每一个小孩子的心，这情景是何等地感动人心。
约翰·卫斯理一生没有亲生的孩子，主却报答他，没有偏待他，赐给他许许多多的、数不清的、属灵的小孩子。约翰·卫斯理一生最后一次的露天布道，是一七九○年十月六日在英国索塞克斯郡（Srsses）的温彻尔希（Winchelsea）教堂的坟场的一棵白杨树底下举行的。他在那天中午讲道，该地做工的人都抽空来听他。他站立在一张大桌子上，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的经文作题目。他大声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许多人听了，大受感动，流下泪来，接受基督作他们个人的救主。
一七九○年十月，他再也不能记载他的日记了，他确实需要人的照顾，他脆弱到需要有人服侍他。有一位丽结姊妹（Elizabeth Ritchie）几乎半步不离他的身旁。
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城市路的教堂讲道，随后办理一些事务，也接见了弟兄姊妹。二月二十三日早晨四时，他前往伦敦附近的勒色赫（Leatherhead），在一个家庭聚会中讲道，这是他最后讲的一篇道。二月二十四日，他写信给美国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这封信是他最后的绝笔。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积极参与解放黑奴的斗争。约翰·卫斯理曾经落伍于时代，没有支持美国的独立运动，现在他的视野扩大了，他跟上了时代，并以基督徒的良心，支持了一些正义的作法，他公开主张解放黑奴。他在信中对威廉·威尔伯福斯说：”除非是神的能力将你举起，我实在看不出你怎样能够凭着你个人的力量，去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去反对这件侮辱英国教会和世界人性的事。假若神是帮助你的，谁能够抗拒你呢？勇敢向前吧！靠着神的名字和他的权能，消灭那阳光之下最丑恶的美国奴隶制度。”
长期以来，约翰·卫斯理强烈地反对奴隶制度。他写的小册子《奴隶制度的再思》（Thoughts Upon Slavery）于一七七四年早已出版。这本书行销了好几年，唤醒了许多人的良心，使人们重视人权。
一七九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约翰·卫斯理探访了几个弟兄姊妹，回到城市路就精疲力尽了。过后，他病卧床上，身体发烧。
接连几天，享年八十八岁的他挣扎在死亡线边，他一直喁喁细语地对神发出感谢赞美。他以细弱的声音说出：”最美好的是，神与我们同在。””The best of all is, God is with US. “
一七九一年三月二日，约翰·卫斯理的灵魂被主接到乐园去，去追随他终身忠心事奉的主。三月八日，安葬前一日，他的遗体被移到他住宅隔临的城市路教堂（City Road Chaped），成万的人拥到教堂来；为了减少群众拥挤而引起混乱的危险，他的葬礼在三月九日清晨悄然举行。凡送殡的人无不流泪满面，悲悼他们属灵的父亲告别人间。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从一七三九年起，在五十二年之间，他的脚踪踏遍英国每一个角落，尤其在各城镇、矿区，和新兴工业区。他总共旅行了二万五千哩。在约翰·卫斯理的一生中，他讲道超过四万次；在有些场合，会众超过二万人。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使他成为英国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属灵方面的影响力，绵延数百年，跨越了各大洲，遍及全世界。